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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尔……又害疟疾了……他要做的事很多……但由于政治原因，他只能少说少动。他的真心朋友们同他通讯要采取间接的方式。艾达·普律德在纽约，她可以直接寄信给他……（艾达·普律德是“美国援华工业合作促进委员会”（Indusco）的负责人，在艾黎被国民党官方控制的“工合”组织排挤出去之后，这个组织继续支持他的工作。）

“这些日子，比尔成了个垂头丧气的人。他出力建设起来的一切正在很快垮掉，他这些年里的一切牺牲和劳动看来只给他带来失望。”①

①宋庆龄自重庆致昆明美国红十字会R．D．帕克先生及夫人，1944年8月4日及30日；致重庆美国红十字会R．D．尼科尔斯；1944年9月25日及12月22日；致重庆美国红十字会罗伯特·M·德拉蒙德，1945年8月20日及9月8日。

但艾黎后来完成的工作比她当时所设想的要好得多。他被排挤出“工合”组织之后，就把全部精力用于创办一所学校。这所学校在甘肃省山丹县，招收农村贫苦儿童入学，教他们工业生产技能和合作社的原则——这些学生后来在解放本地区的斗争中作了贡献，不少人今天成了中国石油及其他技术界的高级人才。艾黎同宋庆龄的友谊一直继续着并且在战后和解放后的日子里更趋深厚。

这些信的收信人格兰尼奇夫妇，宋庆龄是很喜欢的，曾多次想让他们回中国来。她在给他们的信里介绍其他许多老朋友的情况和遭遇，谈论各种事情。

同史迪威将军对救济工作的帮助有联系、又同孙中山及宋庆龄的一位早期助手有亲属关系的是史迪威的副官理查德（迪克）·杨（杨孟东）少校。这位夏威夷出生的美籍华人当时二十多岁，他大学毕业当上工程师不久就遇上战争，志愿从军。他同宋庆龄虽然过去不认识，但他们有共同的历史背景。杨的祖先大约在一个世纪以前移民海外，和孙中山是广东香山（今中山市）同乡。杨的伯父杨仙逸1923年曾任孙中山大元帅府航空局局长兼飞机制造厂厂长（宋庆龄曾乘该厂组装的第一架国产飞机“洛士文号”试飞，见第六章），后在东征运送军火船上因爆炸事故不幸殉难。宋庆龄在知道迪克·杨的家庭关系之后，实际上把他当侄子来对待，并且在他调赴缅甸战场后经常给他写“家信”。下面从她给他（还有别人）的信中摘录几段，从中可以看到当时的时局及她的活动和情绪：

“在远离现实的重庆的和平气氛中，很难想象一场猛烈的生死搏斗正在到处进行——在陆上、海上、空中，还有在险恶的丛林中……我如果现在是在前线积极参加战斗一定会好受得多……你要为我多打几个（敌人）。没有什么比干坐在这里、对这场为一切值得活下去的东西而作的严酷斗争作壁上观，更令人泄气的了。

“你不在的时候，我写了几篇争取支援救济工作的文章，其中给美国劳工的一篇惹得这里的大官们火冒三丈，为它掀起了一场轩然大波。……他们闭眼不看事实，一个劲儿地责备我呼吁解除对游击区的封锁……”①

①摘自宋庆龄自重庆致格雷斯·格兰尼奇，1942年10月6日和11月7日，1943年7月16日。

这里所说的那篇引起风波的文章就是《致美国工人们》，1944年2月8日由“联合劳工新闻社”发表，这个社专向美、英及其他国家的工会报刊发稿，本书作者当时是该社驻中国记者。在这篇文章里最使国民党恼火的可能是这样几段尖锐的话：

“美国工人要表示他们对中国抗战的关心，最好的办法就是要求把他们自己制造出来的生产品和礼物平等分配给一切积极抗日的中国军队，不论它在什么地区；凡是不积极抗日的军队，就不予分配。

“他们要表示对中国民主的关心，只要公开声明反对中国发生内战。中国反动派正在准备这种战争，企图消灭我们斗争中的民主力量。这些力量就在陕北和敌后的根据地。在那些地方，工人运动得到了扶持和鼓励，许多矿工和铁路工人武装起来与游击战士通力合作，以割断日本与它在华北、华中的主要大陆基地的联系。”①

①宋庆龄自重庆致缅甸前线理查德·杨少校，1944年3月11日。

在另外一封给杨少校的信中，她写道：

“我不能到前线去工作——至少可以护理一下伤员——真叫我生气！战争和它造成的痛苦变得如此遥远！应该让我更接近一些。当人们在7月7日（卢沟桥事变纪念日，抗日战争由此开始）捐出几元钱时，他们不应该认为他们已经尽了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