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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同盟的介绍。他就同狱中难友（包括以后成为中共中央委员的薄一波和刘澜涛等其他共产党人）商量，打算写信给宋庆龄。大家同意后，推刘起草，因为他的英文很好。信中揭露他们被关押的所谓“反省院”实际上是一座军人监狱，犯人们都是未经审讯就被无限期关押在这里的。他们受到残酷的折磨，不能读书和写家信，也得不到医疗。犯人们要求释放他们出狱，让他们上前线去抗敌救亡。

这封信冒着巨大风险被偷送出去。宋庆龄收到后不但立即交给《中国网》报发表，并派出小组到现场调查，由总干事杨杏佛带领，成员中有同盟北平分会主席胡适。他们去向当时掌握北平军政大权的“少帅”张学良陈情。张因日本强占了他的故乡东北，深为悲愤，所以对抗日运动表示同情。他派了一个部属参与调查。几个月后，刘获释。

在这次营救活动中，北平分会主席胡适表现动摇，因而被同盟开除。胡愿意请求释放这些犯人，但却实用主义地为犯人所受到的非人待遇加以粉饰。宋庆龄指出：“中国有许多所谓‘知识分子’，胡适就是其中典型的一个，除非酷刑在他们的眼前施行，他们是不相信监狱中施用酷刑的。可是，有哪一个犯人敢在狱吏面前公开说话呢？有哪一个狱吏会让调查者看一看刚受过酷刑的囚犯或者让他亲眼看看酷刑的场面呢？”①

①关于这些事件的记述请参阅《宋庆龄纪念集》中许德珩、胡愈之等人的文章。关于开除胡适，宋庆龄在《中国民权保障同盟的任务》一文中已作了解释。据许德珩说，胡“大耍两面派，表面上同意民权保障同盟的宗旨，暗中则和丁文江通过反动政府和驻德领事馆撤销了史沫特莱的（《佛兰克福报》）驻华记者的名义”，“当民权保障同盟提出监狱黑暗的问题时，胡适……竟向外国记者吹嘘监狱中如何自由……为反动当局粉饰罪责。”

作为一种在犯人们中间制造不和和互相怀疑的诡计，国民党警方释放了一部分人，而继续监禁了另一部分人，从而埋下一颗“定时炸弹”。刘尊棋还在狱中时，他们把他的名字偷偷写在一份“自首书”上（实际上他自己从未签过字）。这使他蒙受了几十年不白之冤，直到最后查清了事实，证明“自首书”是伪造的。

同盟还成功地向全世界揭露了国民党绑架著名女作家和女权运动者丁玲的事实，从而救了她的命。总的说来，同盟向全国和全世界舆论界揭露中国当局的白色恐怖，使这些恶人处于被动地位。

同盟也曾设法要求国民党释放陈独秀。陈是中国共产党前总书记，后转向托洛斯基派，所以他的观点同宋庆龄及其他同盟积极分子是大不相同的。

在同盟所有这些活动中，宋庆龄的声音和威望起了主要的作用。

（七）谋害宋庆龄的阴谋

正因为如此，所以在30年代的上海，蒋介石的特务组织忙于策划消灭她或使她不能开口就不足为奇了。

当时被派到上海法租界去领导这一秘密工作的“军统”少将沉醉①在他后来写的回忆录中，叙述了他如何监视和骚扰宋庆龄。有一次他还拟订了一个从肉体上消灭她的计划，得到军统头子戴笠的赞同，上报给蒋介石。

①这里引述的材料来自沉醉和文强合著的《戴笠其人》和他所著的《军统内幕》、《我这三十年》两书（后者由北京外文出版社1986年出版的英文版，书名改为《国民党战犯在新中国》）。近年来沉醉任全国政协委员并在其文史资料部门工作。

据沉醉说，蒋本人痛恨宋庆龄，想除掉她。但他又怕由此不可避免地引起公众的抗议浪潮，因此想先用一场神经战来封她的口。特务们被派到她莫里哀路寓所附近进行监视，并不断打电话或写信去威胁和侮辱她。前面已经提到，杨杏佛是在蒋的亲自命令下被杀的，部分原因就是为了“杀杨儆宋”。

沉醉每天要写一份关于宋庆龄活动情况及来访客人的书面报告。因为在法租界有所不便，他想让她搬到更便于他掌握的地方去住，或者干脆把她赶出中国。但一切计谋都由于她的沉着坚强而归于泡影。其中有一个试图收买她家佣人的打算。据说有一个诡计是由戴笠得意地亲自制定细节的，内容是安插一个适当的人去追求宋庆龄的贴身女仆李姐（李燕娥），因为这时李在经历一次被残酷破坏的婚姻后正想重新物色对象。老实的李姐把事情告诉了宋庆龄。宋庆龄对这个伪装成出租车司机的年轻漂亮的小特务问了几个问题，就发现了破绽。①

①关于李姐的故事说法不一。有人说她主要只是在家里从事家务，不大外出，不可能受到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