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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却大不相同了。国民政府的盛名已经一落千丈，与北方的半封建余孽不相上下……国民党不再叫人害怕，也不再受人尊敬了；甚至从前听到国民党部队进军的风声就抱头鼠窜的敌人，现在也轻视它了。”

“……这样惊人的变化，原因是什么呢？这可以从反动派在广州、南京、上海、长沙以及最近在武汉的行动中我到答复。农民、工人、共产党人以及他们的领袖们曾辛苦工作，将国民党的政权推进到长江一带，可是现在他们被残酷无情地、狂滥地杀害了；连那些曾经尽力帮助国民党的苏联革命工作者，现在也全被逼走了……这是因为那些所谓国民党的‘领袖们’……相信他们能够违背孙中山的三大政策、依赖新军国主义以完成革命的伟大事业。”

最后是她自己的保证：

“他们必然失败……但是我们决不能让他们的最后崩溃殃及孙中山留给我们的遗产。……我个人的路线是明确的……国民党冒牌领袖们所领导的反动势力危害了三大政策，因此，国民党内部的革命的一翼——如果今天孙中山活着，他一定和他们站在一起——必须使苏联深深地相信……还有许多人将继续忠于孙中山为指导与推进革命工作所制定的三大政策。

“因此，我要亲自到莫斯科去说明这一点。”

同她发表声明的做法——那是公开和俾众周知的——成为对照，宋庆龄实际的旅行安排必须十分秘密。章克后来知道了经过情况，他回忆得起来的是：①

①宋庆龄着《为新中国奋斗》，第8—11页。

宋庆龄从武汉回到上海第三天，请雷娜·普罗梅到苏联总领事馆去安排这次旅行——她自己、陈友仁和两个女儿、曾任武汉政府外交部秘书长的吴之椿以及雷娜本人。雷娜被告知，眼下没有船去海参崴，但8月间有条带客房的货轮，在此之前，她们这批想走的旅客只能静候。用假名住在市区旅馆里的陈家父女三人要尽量少出门。

两个多星期过去了。宋家的人不断敦促庆龄不要说任何有利于已“被摧毁”的共产党的话，特别是不要不客气地反对蒋介石。她拒绝作出任何这样的保证，准备出国。

汪精卫给她的信①是在“八一”南昌起义当天写的，一开头假惺惺地说，“闻夫人遽行，心至惶急，及读宣言（当指宋之“七·一四”声明），更为惊惕。夫人防止党员右倾，用心良苦，不肖如铭（汪精卫名兆铭），能不服膺。”接着闭口不提他在两周前下令“分共”、实为屠杀共产党人的罪行，反诬“共产党员必欲消灭国民党”，“因铭等不能接受其改组中央、消灭国民革命军之决议，已反颜相向……令贺龙两师、叶挺一师袭据南昌，公然叛乱”，然后挑拨说，“度夫人闻之，亦必深责共产党之反复无信”。最后又说，“铭等责任所在，当先平此乱，然后引咎辞职，以听党之处分”。几句话表现出他的反动和伪善面目。未庆龄对汪此信同对其他各种压力一样，用她的《赴莫斯科前的声明》作了回答。

①章克自己不是同宋庆龄等人一起走的，但她们到莫斯科不久他就遇到了。他随同鲍罗廷等苏联专家、安娜·路易斯·斯特朗、陈友仁的两个儿子，还有另外一些人，乘汽车取道蒙古赴苏。邓演达也是走这条路去的，乔装为苏联军事顾问捷罗尼的中国厨子。

8月中旬，雷娜·普罗梅得悉苏联货船已到并且知道了上船的办法。在深夜里，宋庆龄和雷娜悄悄地离开莫里哀路29号寓所，乘上预先停在路旁的一辆苏联总领事馆汽车。清晨3点，她几和陈氏父女、吴秘书长在黄浦江边两个不同的地方分别乘上两艘机动舢板，转驳到苏联货船上。货船在拂晓时启碇。

陈友仁大女儿思兰的叙述略有不同①。她写道，陈友仁先从汉口到上海，装扮成一个日本人，因为他是被悬赏通缉的。两个女儿不知道他已到上海，是在马路上碰到的。她们年轻，不耐烦等待，又不小心，所以老出去参加聚会跳舞，很容易就“暴露”了。在一次舞会上，她们被上海的一个外国记者乔治·索科尔斯基认出来了，幸亏没有产生不利的后果。这个索科尔斯基老想结交左派，但左派不信任他。（实际上当时他是美国总领事馆的密探。以后，他成了美国的一个喜欢叫嚣的右翼专栏作家。）

①汪精卫的信一直保存下来，现陈列于上海宋庆龄故居。影印件载《宋庆龄伟大光荣的一生》画册，第32页。

据思兰回忆，她们姐妹上苏联船时，宋庆龄、她们的父亲、雷娜和吴教授（秘书长）已在甲板上等她们了。一起上船的还有一个俄国人，她们在上海时认识他，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