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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起，我总是不放心。但有许多事情他必须亲自照看，因为他是在这个可怕的时刻唯一能挽救我们的中国免于毁灭的人……”

“我们很快将离开上海”，她接着写道，“但请仍把给我的信寄到上海，由山田纯三郎转交。信上不要写什么重要的事情，也不要提我丈夫的名字，因为陈先生就是在山田的寓所被袁的特务暗杀的。”

袁世凯在1916年6月6日死去。黎元洪当了总统。真正的权力落入皖系军阀头子段棋瑞总理之手，时局毫无起色。但袁世凯临死前的恐怖统治总算终结了，政治上的紧张气氛稍有缓和。

7月末，庆龄病倒了，严重的肠胃炎，发高烧，可能是前一段工作和生活过于紧张所致。孙中山很着急，立即找山田去请一位好医生来诊治。到8月中，庆龄病愈，可以外出旅行了，孙就同她到浙江省的宁波、杭州和绍兴去旅游和休养。他们在那些地方接触了一些政界朋友，孙作了几次重要讲演。从留下来的照片上看，这对夫妇表现出度假时的那种轻松愉快情绪。这可能是他们一生中唯一的一次休闲旅行——但即使是这一次也只能说是半公事半休闲的旅行。

回到上海后，情况变得好一些了。宋庆龄在1917年2月19日给梅屋夫人的信上说，以后通讯可写她在上海的正式地址：“环龙路63号”。（环龙路即今南昌路，在当时上海的法租界内）。她信上谈的也不是政治危机而是电影制片业（梅屋庄吉是日本电影业的先驱）：“我要是自己有钱，很愿意同你们合伙经营电影业，因为这是一种伟大的教育工具。”（虽然她从未参与过电影制片工作，她一生都是电影的忠实观众中的一员，遇到有她认为优秀的影片，她常把朋友们和她希望加以培育的青年们找到一起来观赏。）她的社交生活也很忙。她写道，“我们的家里经常是宾朋满座”。他们的“地下”生活结束了。

宋庆龄在4月17日写的第三封信是给梅屋先生的，因为梅屋夫人正准备动手术。在这封信里，庆龄又回到当时一个尖锐的政治问题上来：“我想你大概知道，许多自私自利、野心勃勃的人正在拼命地要把中国拉进欧洲大战＇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去。这样做，对我们一点好处也没有。许多人为了钱、微不足道的一笔钱，竟然甘心牺牲国家的生命，这是多么可悲的事情！”

“我的丈夫几乎花费了他的整个青年时期为中国振奋民族精神而努力，他对某些高官这一自甘堕落的行为强烈反感，这些人把金钱和地位置于诸如真理、荣誉、自尊心等其他一切事物之上。”①②

①这些信都是用英文写的，此处皆为译文。宋庆龄的函件、文章多数用英文，本书所引用者如采自己发表的译本，皆在注释中注明，其他则为本书译者的译文。——译者

②这个“洋泾浜”的地址也是一个秘密地址。在上述《孙中山的十封信（1914—1916年）》中有一封，孙告诉收信人，来信用两个信封，在外面的一个信封上写这个“洋泾浜”地址，里面再套一个信封，写明是给孙的。

参战问题不仅是外事方面的一次考验，也是《临时约法》能否得到遵守的一次考验。新总统黎元洪和极大多数国会议员都反对参战，但掌握军权的内阁总理段棋瑞却一味主张参战，并在与各省督军密商后，置国会于不顾，一意孤行。这个军阀首领在首都横行霸道，各地军阀则在他们各自的防区内拥兵自重，成了“土皇帝”。共和中国的军阀主义灾祸不象在拉丁美洲那样以政变为特征，而是连绵不断地进行流血的、毁坏性的内战，其源盖始于此。

孙中山既无兵力、又无权力，但他有崇高声望，所以他写的反对参战的小册子（由他的亲密追随者朱执信署名）在舆论界产生很大影响。宋庆龄4月17日的信反映了孙的立场。信中所提到的“微不足道的一笔钱”是指段棋瑞从日本银行拿到了一笔500万日圆的贷款（史称“西原借款”），作为中国参战的报偿。

进行这样的收买活动的不止是日本。美国驻华公使保罗·赖尼希和曾任袁世凯顾问的伦敦《泰晤士报》驻京记者、颇有影响力的乔治·莫里森，他们都曾各自为本国政府进行过活动（美国在1917年2月参战）。他们答应给予中国政府各种奖赏：不仅德国在中国所攫占的土地、特权和赔款都将归还中国，而且协约国还将贷款给中国。他们还示意将修改或重订19世纪所强加于中国的不平等条约。这是无耻的骗局。西方盟国早已秘密许诺日本接管德国在山东省的租借地——同把它们归还中国完全是南辕北辙。至于他们自己在中国所拥有的特权，当然根本无意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