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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很不妙。不到两年之前，在经过多年的革命奋斗之后，他终于取得了胜利，成为世界上最新的共和国（它取代了世界上最古老的封建帝制）的创始人和第一任总统，在全世界被称颂为“中国的乔治·华盛顿”。但不到一年功夫，这个刚诞生的共和国被封建官僚袁世凯——中国第一个由帝国主义支持的军阀和独裁者——所颠覆和篡夺。孙中山把总统职位让给袁世凯，作为回报，袁誓言忠于新式政府，孙希望这样可以避免一场内战。在孙一生中，这可能是他所犯的最大错误。阴险残暴的袁世凯撕毁《临时约法》、清除革命党人并对其中最能干的人策划进行暗杀，最后图谋复辟称帝。1913年，孙中山为了实现他所一直向往的建设一个现代的、进步的、民主的中国，发动了“二次革命”，但遭到失败。他既被这个篡权者宣布为大逆不道的人，又被外国政府——它们正在称颂和资助袁世凯——所抛弃，既无地位、又无钱财，但他现在要重新开始，组织第三次革命。虽然正处在命运的最低潮，他仍不停地工作。一些坚定的追随者仍同他站在一起，许多颗热烈的心仍在为他而跳动，其中就有宋庆龄的心。

1914年初她开始在孙中山身边工作，当时孙为了推倒袁世凯、重建民国，正忙于重新组党。他原来领导的同盟会曾充满希望地、然而是过早地扩充成为一个组织更为松散的议会政党国民党。这已证明是个错误。当面临考验的时候，它的党员有的转向袁的一边，有的被袁的暗杀行动吓得一动都不敢动，有的腐化了。孙中山竭尽全力地工作，把那些坚定分子凝聚成一个更紧密、更有纪律的活动分子集体，这些活动分子他认为应是名实相符的革命者。

1914年6月22日，由于孙中山的努力，中华革命党终于在东京举行了成立大会。孙被选为总理。但它一成立就出现分裂。分裂的原因倒不在于这个新党的强硬党纲——号召以武力推翻袁世凯并重申忠于革命、生死不渝——而在于孙中山坚持全体党员必须宣誓无条件地服从他。他认为只有这样做，才能保证这支新的队伍在战斗中保持团结，并在遇到挫折或取得胜利后不致分崩离析，就同过去所发生过的那样。有些坚决的革命者同意他的主张，其中有廖仲恺和何香凝这一对英勇无畏的夫妇。（廖是旧金山出生的华侨，思想上倾向于社会主义。他们夫妇成为宋庆龄的终生好友。）但另外一些同样久经考验的忠贞同志却反对孙中山这一主张，其中”有历次武装起义的勇猛英雄、辛亥革命胜利的组织者黄兴。他们也希望孙中山来领导，并且经验证明，孙中山从不为个人争权而只求民族和人民的胜利。①即使如此，他们不愿宣誓效忠于个人而不是效忠于事业。这使孙中山处于从未有过的孤立境地，尽管在余剩的革命同志中间他保持着无可争议的权威。

①在这方面的典型事例是辛亥革命后国内来电促请他回去出任总统，他却置若罔闻，因为他觉得他还有更紧急的革命工作要做。（曾于1896年在伦敦营救孙中山脱险的英国医生詹姆斯·康德黎（1851—1926）在他与谢尔登合著的《孙中山和中国的觉醒》一书中对此作了亲眼目睹的记述。）同样典型的是他毫不自私地、也是天真地把这个最高职位让给了袁世凯。

在以后的年代里，宋庆龄曾这样评述，并强调这是孙中山自己后来总结出的结论：“在这时期中，他为了要复活他的政党，进行了改组。但是，由于没有一个反帝反封建的明确纲领，同时也由于不断地重复了主要依靠个人的忠诚而不是建立严格的党的纪律这一错误，因此他的政党缺乏广大的群众基础。”①

①宋庆龄：《孙中山——中国人民的伟大的革命的儿子》，1956年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召开的庆祝孙中山诞生90周年纪念会上的讲话，载《宋庆龄选集》。

正是在这样一些政治上的、组织上的以及个人的急风暴雨式的压力之下，孙中山同这位年轻的、充满理想的、美丽而又能干的庆龄在一起的时候越来越多了。对宋庆龄来说，他象征着她自己所希望于中国未来的一切。“对孙中山来说，当他正处于一生中最低点的时候，慰藉以一种最意想不到的方式来到了。”一位传记作者夸张地但并非毫无道理地这样说，“在一位刚从美国回来的、漂亮的女大学毕业生身上，‘现代化’成了有血有肉的东西”。①

①莱昂·沙曼着《孙中山：他的一生及其意义》（英文），第128—129页。

从1914年9月开始，庆龄开始每天同孙中山在一起工作，担任他的英文秘书。这个职务本来是姐姐霭龄担任的，因为她要同孔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