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庆龄）“一句话带两声喘地谈，谈，谈了足足20分钟。我的广东腔北京话，她常常听不清楚。她的上海腔北京话，讲起来也非常费力。于是我们只好用英文交谈了，这是长期以来，她同我谈话时使用的语言。……叔婆说：‘你们为我所做的一切，我很感谢。”……‘如果我有什么问题的话……’……我那时认为，不能让她苦痛地勉强讲话了。我忍耐心情的激荡，向她说，‘叔婆请放心。我们将依照您的吩咐去做的。一切照您的意思去做。’

①廖承志着《我的吊唁》，载《宋庆龄纪念集》，第63—65页。

“……我向她说：‘……请您好好好好休养。我明天再来看您。’叔婆又微笑了。她说：‘明天……明天……’……那是她最后一次所作的时间最长的谈话。……

“明天自然我又去了，那以后，她已在半昏睡状态中，再也没有能力开口说话了。”

廖解释说，宋庆龄所说“如果我发生什么问题的话……”就是说她死后要把骨灰送回上海，同她的父母和李姐安葬在一个墓地内。“共产党员宋庆龄同志的脑中，永远不曾有过‘特殊’两个字。她一生地位崇高，但她从未想过身后作什么特殊安排。台湾有些人说，她可能埋葬在南京紫金山中山陵，她想也不曾想过这些。中山陵的建造构思，她不曾参与过半句，也不愿中山陵因为她而稍作增添，更不想现在为此而花费国家、人民的钱财。”

＇易箦前后＇

本书作者是在5月18日凌晨两点接到通知赶往她的寓所的，因为看来她已处于弥留状态。和我同去的有《中国建设》的两位同事林德彬（他曾长期在来手下工作）和吴佟。领导人、亲属和朋友都聚集在那里，准备最后的悲痛的告别。她安静地睡在自己的床上，四周是各种各样医疗器械，因此在这个很大的房间里，大部分地方现在显得有些凌乱，但居于显著地位的仍然是那些表现主人性格和生活习惯的陈设。靠窗边的她的写字台上仍很整齐，还放着她最后写作的东西。在另一角落里，靠墙放着的是仅次于打字机的她的常年伴侣——一架黑色的、竖式的老钢琴。打字机是她60年革命生涯中的武器，又是她同外部世界沟通的渠道。钢琴她虽从未在公众面前弹奏过，但几乎每个晚上她都要弹琴自娱。弹琴也使她怀想小时在上海的生活（她在父亲唱赞美诗和美国南方小曲时常为他伴奏，有些旧乐谱还保存着）和青年时期在美国威斯里安学院上学时的情景。

她看上去脸色不是苍白而是发红，嘴唇有点撅起——似乎不喜欢在她这个一向安静的退居之所出现忙乱的现象。在最后几年里，她体重增加而双腿无力，所以不止一次在卧室里摔倒受伤，但她始终不要任何人住在她的屋里。

本书作者下次见到她时，她已故世，（5月29日晚8时18分她的心脏停止了跳动）遗体停放在另一室内。临终前折磨她的病痛现已过去，她的遗容显得十分安祥。亲属们在守灵，领导人和好友们鱼贯而行，最后告别。

（八）高风亮节国之瑰宝

＇哀荣、安息＇

接着移灵至人民大会堂举行连续三天的吊唁、瞻仰遗容。她安卧在水晶棺中，上面覆盖著有镰刀斧头的中国共产党党旗。共有12万人前来吊唁，其中有许多少年儿童、还有在北京的一百多个国家的驻华使节和她的外国友人。

《人民日报》于5月31日发表了题为《高风亮节国之瑰宝》的悼念社论。

治丧委员会向在台湾和海外的宋庆龄亲属和友好发出邀请，欢迎他们前来参加丧礼。亲属中包括蒋介石夫人（宋美龄）、孙科夫人、宋子良及夫人、宋子文夫人、宋子安夫人、蒋经国、蒋纬国以及宋霭龄和孔祥熙的子女孔令侃、孔令杰、孔令仪、孔令伟等。治丧委员会还通知，台湾中华航空公司的专机可在北京及上海降落、一切费用由该会负担。（但台湾电信局显然奉上峰的指示无理拒收这些电报。）①

①新华通讯社1981年5月29日、30日及6月2日电讯稿。

孙科夫人陈淑英献的花圈上写道：“沉痛哀悼亲爱的妈妈——儿媳陈淑英敬挽”，摆放在棺前，还有其他到场的亲属们献的花圈。从美国发来唁电的有二弟宋子良及夫人、小弟宋子安的夫人、大弟宋子文的长女。

宋美龄没有作出任何反应，看来她还在坚持她的那套政治，尽管她一定会怀念她们的姐妹之情。在表面的沉默下，事情可能要复杂得多。廖承志后来在一篇讲话中说①，北京这些电报发出后，特别是邀请宋美龄参加葬礼，“蒋经国很恼火，又派人到美国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