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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同上，1979年12月11日。

正如前曾引用过的她在1917年给梅屋家人的信中所显示，她对于电影一直很有兴趣并且很早就了解它对人们思想的巨大影响力，很想去做这方面的工作。1980年，在她去世前半年，她对第三届电影“百花奖”的评奖活动十分关注，向司徒慧敏（中国电影界先驱之一、时任文化部副部长，父亲是追随孙中山革命的海外国民党员）询问情况并说她虽只看过少数几部，但认为中国电影进步很快、很好，形式和内容都较新颖。在授奖时，她特意写了祝辞“热烈祝贺中国影坛百花盛开”，派人送去。①

①司徒慧敏着《永远记住这个光辉的名字》，载《宋庆龄纪念集》，第159—163页。

宋庆龄自己为多种痼疾所苦，所以对中外友人中患病者都很关注。博学的美国经济学家、中国之友柯弗兰病重，医生说他只能活几个月了。她听到后心里很难过。在他去世后，她写道：

“这样一个好人过去了，多么使人悲恸……他是一位很好的经济学家、极真诚的人，我们深深敬仰他。”①

①同注30，1980年6月6日。

路易·艾黎和马海德是同她有半个世纪深交的知友、他们的身体状况日趋恶化，这成了她老挂在心上的事情。她努力使他们振奋起来，他们也不是那种老爱呻吟叫苦的人，总是想方设法使她开心。他们都是在她之后才去世的。本书作者的妻子邱茉莉那时也病了。她在信上说：“如果邱茉莉需要什么外国药，请告诉我，我在旧金山有一个好朋友可以寄来。”①

①宋庆龄致爱泼斯坦，1980年3月15日。

有一些原来的朋友后来在思想认识上同她分道扬镳了。对这些人，她在晚年也仍念旧。

伊罗生30年代在上海时曾是宋庆龄主持的民权保障大夙盟的积极分子、《中国评论》的主编，但后来转向了——先是成为托派极左分子，后来又向右转，在美国成为替官方服务的教授。但宋庆龄没有忘记他过去一道反对蒋介石白色恐怖的那个时期，鼓励他重访中国。他后来同妻子维奥拉·鲁宾逊来华时，她仍热情接待他们，未因观点不同而受影响。

美国老记者兰德尔·古尔德在1927年武汉政府时期曾为宣传宋庆龄及她的政治观点做了许多工作。但后来他的自由主义极大地褪色了，到了麦卡锡时代，他竟跟着乱叫乱咬。1979年他同妻子都因老病侵寻而双双死去（他先开枪打死了妻子，然后自杀。）宋庆龄听到这个消息后又想起了他过去的好处：

“我（1927—1928年）在莫斯科时，因为朋友们都忙于公事，所以我非常寂寞，又没有什么英文的读物来消磨时间，他是唯一给我写信的人。”①

①同上，1979年11月（无日期）。

（五）同亲属的联系

在这个时期，她先是通过第三者打听现在海外的那些站在国民党方面的亲戚，后来同其中一些人取得了直接联系，还帮助一些想来中国访问的人获得签证。这是同国家的一项尽可能扩大接触面的新政策相适应的，这个新政策就是通过“一国两制”和“第三次国共合作”实现中国的统一。这也是同她自己的亲属感情相适应的——她从来不允许因为这种感情而放弃自己的原则立场，但除此之外她是很重亲情的，并且只要有利于历史进步，她也会发挥这种亲属关系的作用。

1979年，她在给理查德·杨的信①中打听她在美国的亲属，杨同他们是很熟的：

①宋庆龄致理查德·杨，1979年4月21日。

“你有没有见过戴维（指孔令侃，宋霭龄和孔祥熙的长子），同他谈过话？我所有亲属的地址我都没有。最近听上海的一个老朋友谈起，子安（她最喜欢的小弟弟、已故）的妻子婷婷（胡其瑛）嫁给了一个埃及人！大约六、七年前，我的亲爱的小弟弟在香港突然去世之后，她就到美国斯坦福大学去念书了。他们有两个儿子，但我从来没有见过他们，因为子安是战时在美国结婚的。

“后来我又听说我的第二个弟弟子良病得很厉害，自己的积蓄已经化光了，现在靠亲属赡养他。战时我同这位单身的弟弟同住，后来他同银行家席德懋的女儿结了婚，也是在美国，我也没有见过这位弟妹。……但我知道他们有一个女儿，他非常宠爱……”

其后不久，她就同子安的遗孀婷婷联系上了：

“婷婷终于把子安的照片寄给我了。我真难以相信他已经离开了我们！他是我的多好的弟弟，他从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