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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他不愿随波逐流，因而被污蔑为“封建军阀”，在晚年备受痛苦。宋庆龄对他始终非常敬重。在1978年9月，她两次题词，表达了对朱德的深切怀念：①“永远怀念朱德委员长”。

①题词手迹载《纪念宋庆龄同志》画册，图320。

“朱委员长是杰出的战略家，是毛主席的好助手。”

最后。到了9月，她参加了为毛泽东主席守灵。在给一个朋友的信①中，她写道：“我9日抵此，参加对我们伟大领袖的最后告别。几天来，无数的人群排着队最后一次瞻仰他的遗容。”她对毛泽东的敬仰和爱护是始终如一的，这一点在这里已经表露出来了。

①宋庆龄自北京致理查德·杨，1976年9月15日。

1978年，在毛泽东诞辰85周年纪念时，她写了《追念毛主席》一文①：

①同注60，图319。

“伟大的马列主义导师毛泽东同志自从推翻了奴役性的教条主义以后就当选为中国共产党主席。国共谈判时期，我在重庆初次和他会见，就感到他不但是一党的领袖，并且是全国人民的导师。他思想敏锐，识见远大，令人钦佩。

“那年我访问印度尼西亚回国后，毛主席邀我聚餐。我们谈话，这次谈得更为亲切，那时他就谈起了睦邻反霸的意见。

“我在上海时，毛主席亦曾访谈。和毛主席的几次见面和谈话，给我留下很深刻印象。回忆起来，他是一位目光远大、举世无双的领袖和导师。他是伟大事业的引路人，而朱总司令和周总理是伟大事业的得力助手。”

在早一年，即1975年，她还哀悼了另一位资深的领导人董必武的去世。她在1975年4月6日给奥尔迦·李夫人的信中说：“我的朋友和同事董必武故世的噩耗使我万分悲痛。”

（八）“文化大革命”使她的事业受到了损害

在“文化大革命”期间，使宋庆龄特别感到气愤不安的是她多少年苦心经营所建立的中国福利会的各项事业受到了损害。在上海，她的这些事业被攻击为“修正主义的样板”，“理由”之一是她模仿了苏联20年代的儿童文化中心和儿童剧院。另一个“理由”是，她强调引进最新的知识和技术，特别是在中福会的医务工作方面，而这却被说成是搞特殊化。

在一篇纪念中福会成立四十周年的文章中，她对中福会的工作在总的方面予以肯定之后，谈到了在“文化大革命”初期如何寄予希望而后来则极度失望：

“祸国殃民的‘四人帮’百般破坏，他们否定‘文化大革命’前十七年的成就，诬蔑我们举办的某些事业是‘修正主义的样板’，迫害我们的工作人员。他们既否认人们必需的首创精神和调查研究的方法，也否定钻研技术和专业分工的必要。他们的干扰，造成了我们各项工作的不同程度的损失。”①

①《为人民服务四十年》（1978年6月），《永远和党在一起》，第174—183页。英文稿刊载于《中国建设》英文版1978年第6期。

在“四人帮”垮台以后，她在给友人的信①中说：“‘四人帮’用尽一切手段想要摧毁我们（中福会）的事业，但我们想方设法维持了下来——除了为儿童和家长们所喜爱的《儿童时代》，但它现在也复刊了……”

①宋庆龄致理查德·杨，1978年4月17日。

关于宋庆龄如何请当时任上海市副市长、她的老同事金仲华帮助挽救中福会的各项事业以及金所作出的努力和他本人后来自己遭受迫害以至惨死的情况，在本章前面已经叙述。

当时任中福会秘书长的李云在年轻时曾经是宋庆龄同中共上海地下组织之间的联系人。当时有许多干部被赶下台并被送往农村，李云是其中之一。她激动地回忆起在那段日子里宋庆龄如何在物质上和精神上帮助她的孩子们，给他们送去食品，安慰他们：“别担心，你们的妈妈会没有事的！”她最后获得平反，宋庆龄见到时紧紧地拥抱她。①

①李云同本书作者的谈话，1988年6月10日。

在北京，她所创办的、在全世界发行的《中国建设》（现名《今日中国》）杂志在这场政治地震中也受到了严重损失。像它的第一任社长金仲华一样，它的编委之一、剧作家陈麟瑞教授和杰出的年轻编辑、总编室主任方应肠被迫自杀。杂志的创办人之一陈翰笙教授和他的妻子、美术编辑及资深摄影家顾淑型被分别关押在两个地方，甚至在顾患癌症弥留之际还不许陈去探视。从创刊时起先后担任编辑、副总编辑的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