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句话，“在中国有百万共产党员，但只有一个宋庆龄。”②

①王光美《永恒的纪念》一文载《宋庆龄纪念集》，第185—193页。

②所引周恩来的话曾广为流传，但本书作者尚未找到书面材料。

在这一年稍后一些时候，党对她的尊重有了更进一步的表示。根据毛泽东的提议，她被邀参加由毛泽东率领的中国共产党代表团，于11月间赴莫斯科参加庆祝十月革命四十周年及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会议。（代表团成员中有邓小平、彭德怀和杨尚昆等）

在莫斯科劳动人民的一次纪念大会上，她在讲话中回忆1927年对莫斯科的访问：

“三十年前的十月革命节，我也曾经同你们在一起。我的心情是沉重的。我为了抗议对孙中山遗嘱和中国革命的背叛，被迫离开了我的国家。但是，当我一踏上了苏维埃的土地，我就知道我们的事业并没有全部失败。苏联人民的鼓励使我确信，我们的革命虽然当时处于低潮，但是它会再一次高涨起来，人民是会胜利的。而在今天，我国人民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已经取得了革命胜利，正在进行社会主义建设……”①

①《人民日报》，1957年11月9日。转引自《宋庆龄年谱），第272页。

在这次聚会上，正如上一年在中共“八大”上，她会见了许多外国共产党的领导人，其中有一些是她所一直敬仰的，如西班牙共产党女领袖、笔名“热情之花”的多洛雷斯·伊巴露丽。

在回京后给本书作者的热情洋溢的信①中，她着重谈了两点。一是中国革命的伟大和特点。在各国党代表团中，只有中国党代表团有非党人士参加（除宋庆龄外还有诗人、学者郭沫若和小说家茅盾）。这一点说明“中国人民在当前时期的高度声望以及中国革命的特殊条件。”二是她对于社会主义在全世界发展的热切期望：

①宋庆龄致爱泼斯坦，北京，1957年11月30日。

“六十四个党的联合声明读起来是不是有点像第二个《共产党宣言》？它必然会产生同第一个宣言一样的影响——激励全世界人民为社会主义和真正民主而奋斗。”

她这一次带回来送给本书作者的礼物是经过挑选的回忆列宁的书籍，一本本都是厚厚的，还附有许多插图。

（四）人民外交

在这些年里，宋庆龄在公共生活中的越来越重要的（有时成为主要的）工作是人民与人民间的外交。

她在这方面的工作有几个不同领域。她努力促进中苏友好，扩大和加强同现在称为“第三世界”的亚、非、拉美国家的友谊纽带。她积极从事于世界和平运动。她还培育并准备在新的基础上重建同西方（特别是美国）及日本人民的联系，这种联系现在暂时大大削弱了。她还特别有意识地开展中国同外国妇女界的联系。在这些不同领域中，她在亚洲的工作是最为突出的。她在这方面的工作无一不得到周恩来总理的一贯支持和配合。

＇亚洲及太平洋区域和平会议＇

她从1949年新中日成立以来就开展的人民外交在1952年在北京举行的亚洲及太平洋区域和平会议上得到了最好的体现。参加这个会议的有来自亚洲、澳大利亚、北美、中美和甫美共37个国家的400名代表。宋庆龄作为东道国中国的代表团团长，致了开幕词①。

①《动员起来！为亚洲、太平洋区域与全世界的和平而斗争！——亚洲及太平洋区域和平会议开幕词》（1952年10月2日），《宋庆龄选集》，第315—321页。

带着强烈的历史责任感，她一开始就把这次会议同上一次会议作了对比，在上一次会议上她也担任中国的首席代表。她说：

“这是在中国举行的第二次保卫和平的国际会议。这次会议比起前次会议来，有着显著的不同……我想把一九三三年九月间我们在上海为和平而斗争的情况，和各位简单谈一下。①

①有关1933年在上海举行的反战大会，本书第十三章有详细叙述。

“那时候，日本已经强占了中国的东北，而且准备用它作为基地向我们全面进攻，然后向亚洲及太平洋区域发动进攻。……（中国的）反动政府在帝国主义国家支持之下，实际上是在怂恿着侵略者。同时它已对中国南部的人民解放区发动内战，并且向全国其他地区的人民施行白色恐怖。……反动当局……从各方面向我们（筹备和平会议的反帝大同盟中国支部）进行迫害、恐吓、阻挠和诽谤……没有人敢把会场租给我们。反动当局不准反帝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