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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是蓝色或其他深色衣服。她住的房子、用的汽车都不是她自己的。后来我们办公地点搬了家，她的办公室仍旧很小，不过六、七平方米，只够放她的办公桌、椅子和打字桌。她常自带简单的午餐，如曲奇饼之类，还常常分给大伙吃。

“我就住在办公室里。她问我下了班做什么，我说上工人夜校，她听了很高兴，问我在学些什么、读什么书，还对我说孙中山是如何重视知识的。她说，‘我家里有地方给你住，要是在办公室觉得太不舒服，就上我家去。’实际上，她是怕我一个人在办公室晚上被抓走，因为办公室有人（国民党特务）监视，形势又很紧张。

“我起初称她‘夫人’，但不久她就对我说，‘叫我妈妈吧。’（在中国，孩子或年轻人可以这样称呼和父母同辈又较亲近的妇女。）

“我们工作都非常努力，但她总是注意到也让我们玩儿。她常在办公室里安排一些文娱活动，大家聚在一起唱革命歌曲（我爱唱）、跳秧歌舞。李姐（李燕娥）坐了汽车送东西来，暖瓶里是茶、脸盆里是面包和点心，大家就在一起吃起来。

“她喜欢小聚会。她说，在人多的场合她就头痛。”①

①中国福利基金会和中国福利会的老干部陈维博1986年2月在上海同本书作者的谈话。

（四）围绕着战后救济工作的斗争

在救济工作中，中国福利基金会（前身为保卫中国同盟）现在要同全国的和国际的专门机构打交道了。这些机构是专为满足战后的救济工作需要而建立的，比起“保盟”在重庆时打交道的那些救济机构来，它们规模更大并且在政治上更直接地受政府的影响。这种专门机构，一是世界性的“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简称“联总”），主要由美国经管并提供经费和物资，从而不可避免地受到美国政府政策的影响。另一是国民党的“行政院善后救济总署”（简称“行总”）。海上交通恢复正常以后，“联总”的物资大批运到，主要通过“行总”发放。这个贪污腐败的机构坚持要垄断这些物资的分配，并且自然地把中共领导的解放区排除在外。

为了击破“行总”的把持，解放区也成立了“中国解放区救济总会”（简称“解总”），以便直接同“联总”联系。鉴于战时国民党对解放区实行医药封锁的惨痛教训，解放区决心不让那里的人民再次被排除在救济范围之外或者受到蒙骗。“解总”在上海的负责人是宋庆龄的老友董必武。他现在已是一位德高望重的共产党人，曾代表中共参加1945年在旧金山举行的签署联合国宪章的会议。

保盟在重庆尚未改名时就曾写信给在纽约的美国支持者，说明“在向‘行总’提出申请时遇到很大困难”，因为“行总”企图否认保盟的合法地位，不为它的项目分配“联总”的救济物资。①

①王成根1986年2月在上海同本书作者的谈话。他悼念宋庆龄的文章《慈母心、同志情》刊载于1981年6月2日上海《文汇报》第3版。

“联总”救济分配的不公是如此严重，在战争已经结束9个月之后，董必武在给“联总”的信中仍指出，全中国受战争之害的人和难民，有五分之三是在解放区，而分配给解放区的“联总”救济款项和物资只占全国总数的百分之二。①“联总”驻华官员和职员对此加以证实，有300人（分属14国国籍）联名写信给“联总”署长菲奥雷拉·拉瓜迪亚（曾任纽约市长），抗议国民党把“联总”的救济用作政治上的武器。②

①据保卫中国同盟自重庆致纽约美国援华会的函件，1945年10月1日、13日、15日和16日。

②董必武和“联总”驻华工作人员的信件都在1946年7月上半月发出。

他们提供的数字是：全中国有资格接受救济的战争受害者共42万人，其中260万人在解放区；“联总”运抵中国的救济物资到那时为止共有65万吨，其中已送往解放区的仅3，300吨——即使是这么一点物资在运送过程中还常受到国民党军队的阻滞或干扰。

1947年4月，60名“联总”在华高级工作人员集会通过一项决议，用可比数字，抗议对解放区的歧视。一位代表他们的发言人谴责国民党政府“在救济物资运往中共控制的地区途中……设置各种障碍”，甚至“向运救济品的船只进行轰炸扫射……先后已发生过二次”，还对“运救济品的车队和‘联总’设立的医院进行空袭。”

这位发言人宣布，如果“联总”不能执行不歧视的原则（这本来是给予救济的必要条件），那就意味着国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