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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接着把妇女解放事业同孙中山的遗教联系起来：

“孙博士……在他的著作中不断指出，不仅我国的男人、我国的女人也必须获得自由。他不只是一位政治革命家，还是一位社会革命家，在妇女问题上尤其是这样。不管他到什么地方或做什么工作，他总是为所有阶级和男女两性的自由而战斗。同他一起坐在会议桌旁的总有他的女同事，现在在那些决定中国命运的会议上，仍然有妇女继续参加……”

她接着说：

“从整个历史看来，中国认识到它处于被奴役的地位并决心自求解放只不过是一个钟点之前的事情。……中国的母亲们发现她们的女儿们有点怪，祖母们则把这些孙女看作来自另一个世界的生物。但我们年轻一点的妇女感觉到，在年纪比较大的妇女们的心中也许有一种模糊的对我们的妒羡心理，以及对我们今天生活的不敢明说的赞同。”

她把自己的祖国中国的妇女同她留过学的美国的妇女进行比较，称赞后者的“责任心、严肃性和勇敢精神”，接着说：

“但是我怀疑，美国妇女能否想象得出今天中国妇女运动的规模。我在美国留学的四年中，同许多妇女有过亲密的接触。我看到她们为争取选举权而进行的殊死斗争，也看到她们不断鼓动实行‘法律面前男女平等’，但我知道，她们所要粉碎的束缚她们的锁链，比起中国妇女身上的锁链来，恐怕还没有一半粗。……我有时觉得中国妇女要得到美国妇女已经获得的自由，恐怕要过几十年或上百年。每想到这一点，我的心情就非常沉重……”

但在结束谈话时，她表达了强烈的希望。这种情绪是当时武汉——虽然危机四伏——特别是包括宋庆龄自己在内的青年一代的主调：

“但是我错了。我们妇女身上的锁链固然沉重，但在革命的强力打击下，这些锁链今天正在破碎……中国国民革命正在为自由奠定坚实而广泛的基础，从而把所有的社会罪恶和奴役连根拔起。每一个人都发现自己正处于这一伟大的潮流之中——最上层和最底层的人、男人和女人、知识分子和工人阶级……我们曾一度以为我们距离目标非常遥远，但现在我们知道，在二十世纪，不必一定要像蜗牛一样爬行……”

接着，她再一次宣扬“国民党起草的新宪法”对妇女所作的伟大保证：

“保证妇女享有与男子同样的权利。在新的中国，我们妇女用不着为选举权和对自己子女的监护权、为平等公正的婚姻法去斗争。结婚和离婚对男人和女人都将一样。平等的公民权利、普选权和男女相同的财产权将成为我们的革命纲领的基础，就和中国在同世界各国的关系中享有绝对主权一样。……我们的革命不只是政治的，还是社会的——这意味着它从最广泛的意义上说是合乎道德的。”

这些话所说的也许更多地是宋庆龄自己的想法，而不是当时武汉的现实——她很快就将知道这里隐伏着的陷断。她年轻、活泼、乐观，深深感染着西方的民主理想，并且坚信这些理想将在东方的革命中实现、甚至超过。

安娜·路易斯·斯特朗当时所写的报道中也有一篇是关于“孙中山夫人为训练女宣传工作者而创办的政治学校”的。①

①据《今天的中国妇女——中国孙中山夫人访问记》，载《现代评论》（英文），加尔各答，1927年7月。文末注明出处“柏林，中国新闻局，转自史沫特莱的德文”。由于史沫特莱当时尚未来中国，这句话的意思可能是说她把这篇文章从德文翻译过来。也可能是这样：访问孙夫人的原来是一个美国人（这一点从她一再把中国妇女同美国妇女相比较显示出来），史沫特莱当时在柏林把这篇访问记译成德文，然后在印度又有人把它从德文译回英文（史沫特莱同印度保持着联系并有密切的政治和私人关系）。这篇访问记的一些具体内容在宋庆龄的《论中国女权运动》一文中都有。此文载于1927年3月8日（国际妇女节）的广州《民国日报》（在武汉也一定同时发表），并收入1966年出版的《宋庆龄选集》（第16—17页）。据斯蒂芬·麦金农所著的史沫特莱的传记，在这段时期，史沫特莱在德国已听到了许多中国革命的经验，所以急于在印度发表家的访问记。

章克回忆说，宋庆龄在妇女运动中的态度不只是从女性的角度出发，而是从阶级的观点出发的——这是思想的核心。她对训练班的学员们说，“我们一方面反对男人压迫女人，另一方面也反对有钱的女人压迫穷苦的女人。”对于那些被卖给有钱人家太太作婢女或童养媳的穷苦女孩子，她竭力声援和帮助她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