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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斗的新闻工作者，用十分尖刻的英文文字为中国说话。像其他许多海外华侨一样，他一直是孙中山的支持者。在北京主编英文《京报》时，他被独裁者袁世凯逮捕，几乎丧命。他写的东西说理明快、用字简洁，反映了他曾从事法律和新闻工作的经历。作为外交家，他倾向于过多地依靠个人的辩才。章克所说宋庆龄劝告陈友仁的话同她当时自己思想上的变化是一致的。

起初，她曾认为知识分子（特别是在外国受过现代化教育的人）是促使中国变化的最活跃的力量。在那个时期，她不可能重视群众运动。现在，在积累了过去几年风风雨雨的经验之后，她正在完成一次十分重大的转变，从对穷苦人的同情变为对群众的信任，并最后产生与群众完全打成一片的自我意识。

正是劳动人民，他们在国民革命军胜利的基础上收回了两处英租界，并且他们的精神和力量是如此充足，以至使英国不得不接受这一事实并在实际上向武汉政府表示一定程度的承认。

这样，双边会谈就成为可能。在2、3月间，武汉政府外交部长陈友仁与英国高级外交官欧文·圣克莱尔·奥马利交换了照会。中方承认并保持英人在前租界内居住和经商的正常权利。这丝毫无损于收回租界一举的划时代意义——中国人民的意志最终战胜了帝国主义强国的意志。为取得这一成果，宋庆龄作出了她的贡献。这使她很愉快，也一定会使孙中山愉快，如果他还健在的话。

武汉（实即国民党左派）的威望不但在国际上，在国民党内部也在上升。1月7日，宋庆龄和陈友仁、蒋作宾联名致电南昌的蒋介石，说明首都的军事、经济和外交形势正日趋改善，特别是收回英租界“内顺民心，外崇威信”，蒋介石身为国民党领导人应到武汉来共同策进。①

①章克是燕京大学毕业生，曾任陈友仁（后来又先后任邓演达和宋庆龄）的私人秘书。这一段材料来自本书作者对他的访问，他当时虽已年逾八旬，记忆力仍然很好。

由此可见，尽管蒋介石在上个月曾明目张胆地试图在南昌建立自己的党政总部，他甚至于截留第二批从广州去武汉的中央执行委员和国民政府委员，并要他们投票赞同他的主张，武汉方面还是软硬兼施地希望他以团结为重。

1月12日，迫于形势，蒋觉得还是不要像上个月所做的那样拒绝赴汉而是去一趟武汉更为策略。武汉党政最高领导人（包括宋庆龄在内）到码头欢迎，还举行了群众大会，会上呼的口号除对蒋等人表示欢迎外，还有拥护政府迁都武汉及要求汪精卫回国复职的内容。在当时的公众看来，既然原来的国民政府主席汪精卫是因为蒋制造的“中山舰事件”而被迫出走的，那末汪的回国复职就意味着必将扭转蒋使国民党的政策向右转的倾向。

但是，蒋的意图不像武汉所希望的那样——改善蒋同政府之间的合作（蒋作为总司令是隶属于政府的），使北伐和国民革命继续在更为团结一致的气氛下前进。相反，他进行讨价还价并阴谋制造分裂。但他控制武汉国民政府、实行个人军事独裁的企图，在3月中旬国民党二届三中全会上遭到了迎头痛击。①

①据《宋庆龄年谱》，第56页。

可能就在这个时候，蒋在汉口日租界内设立了一个秘密机关，专门收买武汉方面的官员（特别是军官），收买不成就进行颠覆。但这样做对他来说还是太缓慢，所以他回到南昌之后就一心希望占领上海后攫夺大权。他将把这座富庶的城市作为基地，依靠他素有联系的上海富豪，必要时还可以依靠强大的外国势力，以压倒武汉并制止群众运动（由于群众运动对他的军事进展很有用处，所以他对这个目的暂时秘而不宣，还在口头上说群众运动的好话）。

在军事上，通往上海的道路逐步打开，为此作出了很大的牺牲（伤亡的主要是那些有亲武汉情绪的部队）。负责全线指挥的蒋介石使用了他最喜欢用的办法——这种办法在广东的东征战役及以后的许多战役中都用过——战事一起，他聪明地把自己的总部设在距前线较远的安全地带，并尽可能不调他的嫡系部队（这是他的军事和政治资本）参战，让其他部队去付出伤亡的代价。但在胜利临近时，他就立即率领这些经过休养生息、武器兵员完整无损的嫡系部队赶往前线，以便把新占领的地区控制在自己手中。

但上海的情况却非蒋介石始料所及。这座中国最大的工业城市不是由军队而是由周恩来为首的地下共产党员领导的工人武装起义，从军阀统治下夺取过来的。1926年10月，上海工人就举行了第一次武装起义，因组织不善而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