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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上海及其他由旧势力统治的城市所举行的群众性追悼大会也说明了这一点。在亿万人心中，孙中山不仅是共和国的缔造者，也是重整这个国家的先驱。他不带一兵一卒、只身北上，是为了想商讨如何和平地完成这一任务。现在这一努力失败了，那末跟着要来的很可能就是正在南方组建的新军的北伐了。一切迹象显示，这支军队将会受到广泛的欢迎。

这一年的其他时间，宋庆龄主要是在上海度过的，除了春天去过两次南京和后来去了一次北京。南京是辛亥革命后中华民国成立、孙中山就任临时大总统的地方，所以他的陵墓将修建在这里。宋庆龄南京之行就是为此。

在她回到上海后的第二个月，距孙中山去世仅10周，轰轰烈烈的五卅运动震撼了这个沿海大城市和全国各地。在5月30日这一天，上海公共租界的巡捕在一个英国督察的命令下，向抗议日本纱厂罢工工人领袖被害的示威学生开枪，死12人，伤数十人，还有多人被捕。

如果说对孙中山的悼念显示了爱国人民实现他的遗愿的意志是何等普遍，那末全国对“五卅惨案”的爆炸性反应就是他的遗训“必须唤起民众”（他几十年经验的总结）的体现，以掀起中国革命的新高潮。

（二）在孙中山逝世后的第一次战斗

当抗议行动遍及全国约600个城镇和一些农村时，宋庆龄发表了一篇激昂慷慨的谈话。这篇谈话标志着她已从哀伤中振奋起来，开始了她自己生活中的一个新阶段。这是她处于只能完全依靠自己的境况之后所发表的第一个政治宣言，它定下了她此后言行的基调——在孙中山逝世之后，对一切重大事件都要毫不妥协地、革命性地按照孙中山的思想去处理。这篇谈话是对国民党在上海的报纸《民国日报》发表的，它为国民党左派引导群众把愤怒情绪化为有目的的政治行动的成功努力（共产党人起了重大作用），发挥了重要的影响。①

①据1976年4月宋庆龄亲笔写给本书作者的一封短笺。她作出这一否认完全是她自己主动的，是为了澄清历史事实。《纽约时报》记者包德福在出席宋的一次家宴上及以后一些场合，硬说基督教精神是了解她自己的观点的钥匙。这可能是促使她作出上述否认的部分原因。

前引美国作者马丁·威尔伯所写的孙中山传记（1976年出版）中，在叙述孙中山逝世情况时说，“他的遗孀和儿子决定为他行基督教葬礼。”这很不可能，因为上面已引用了宋庆龄有关此事的明确声明，而且事实上只在医院教堂里做了礼拜而没有行宗教葬礼。关于传说中孙中山在弥留时重申他的基督教信仰，威尔伯教授自己倒是很谨慎的。他说，这个说法“是他的亲属和追随者中的基督教徒传出来的”。

在这篇谈话的开头，她分析了五卅惨案的真正性质及其教训：“此次惨剧，简单言之，实为英日强权对于中国革命精神之压迫。中国人民能一致起而反抗英捕房之暴行，在上海此实为第一次。吾人所恃之武力为何物，全国国民之爱国心与团结力而已。今此爱国之情感日趋热烈，所借未加组织，尚不能使入正轨耳。”

当时外国报纸、北京政界和国民党内的保守派力图把这次惨案缩小为警察与学生之间有关“法律与秩序”的小事一椿，私下谈判即可解决。所以宋庆龄专门针对这种阴谋，提出了相反的要求：

“今日所急者不在灭此爱国之火焰，而在善用此次火焰，使成积极有益之努力，以解放中国脱离英日帝国主义之压迫”。

她的号召是同孙中山给全国全党的遗嘱密切联系的：

“中国国民党员，尤当努力以竟其领袖未竟之志。最近学生、工人与市民之爱国运动中，处处可见孙先生之精神，故孙先生精神实未尝死。吾人应共起奋斗，为民族争独立，为人权争保障。外间对学生主张打倒帝国主义颇有误会，不知此即孙先生四十年革命目的之一。”

她对于内外反动派想用“赤化”来污蔑和孤立这次爱国运动的企图响亮地加以抨击：

“不可信外人挑拨之辞，因惧被诬‘赤化’，遂并国亦不爱也。……对外当以言论唤起世界各国之人民主张公道。即在国内之外人，亦当促其为正谊而有所发表，不可偏袒强权。一对内当一方团结各界，坚持到底。同时大规模向各省募捐款项，援助失业之工人。”（指罢工中因抗议行动而被开除的工人）

这样一次长期的、带根本性的斗争是不可能经过几次突击性的示威抗议就轻易取胜的，所以她紧接着指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