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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说，描写一个心地善良的懒人，他读了很多书，但什么也不做。庆龄开玩笑地把她自己比作奥勃洛莫夫。实际上，作为奥勃洛莫夫的对立面，谁也赶不上她。是不是波特温夫妇最早介绍她读了《奥勃洛莫夫》，并且认识到——就像当时进步的俄国人所认为的那样——“奥勃洛莫夫主义”是一种必须避免的祸害。

她对1904—1905年的日俄战争及1905年的俄国革命又有什么反应呢？这两个事件发生的时候，她还在上海，但已到了基本懂事的年龄，而这两个事件当时在有思想的中国人中是引起了巨大反响的。两年以后，她就在美国遇到了波特温夫妇，如果他们真同俄国有关系的话，那末他们在同她的谈话中一定会提到这两个事件。这是又一有待研究的领域。

我们迄今所能得到的唯一的、但十分间接的证据是孙中山和宋庆龄在上海莫里哀路寓所的英文藏书中有关于1917年前俄国反对沙皇的叛逆者的书——左翼社会革命党人玛利亚·斯比里多诺瓦的传记，老布尔什维克维拉·菲格纳的回忆录，这两人都是女性，很可能引起了宋庆龄的兴趣。

对孙中山和他那些亲密的追随者来说，俄国1905年革命当然被看成是重要的事件。在日本出版的同盟会机关报《民报》对之曾有许多报道和评论。此后，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孙中山同在日本的反对沙皇的政治流亡者始终保持着友好的联系，其中有经历极富传奇色彩、精通多国语言的波兰人尼古拉斯·鲁斯尔博士（本姓苏济洛夫斯基）。他是一位曾在瑞士上学的医生，一个在个人性格上和政治上都永不屈服的人。他曾组织过造反学生的“基辅公社”，被流放到欧洲；后又因参加民粹党人的革命活动被流放到西伯利亚，后来居然勇敢地设法越过白令海峡到阿拉斯加，然后到旧金山，又到夏威夷。在夏威夷王国倒台至美国兼并前这段短暂的政治真空期内，他曾出任夏威夷参议院院长，其后又到日本和中国。①人们会猜想，宋庆龄是否有可能同这位爱好冒险、会说英语的人物见过面呢。

①本世纪20年代，当本书作者还是孩子的时候，碰巧遇到过鲁斯尔，那时他已年过七十，在天津行医。据说他年轻时在西欧求学，曾见过马克思和恩格斯，并同他们谈过话。在这样一些偶合中，遥远的历史似乎变得贴近了。

到此为止，关于青年宋庆龄的背景和所处环境（生活环境及国际环境），已经叙述——有些只是揣测——得够多了，足以使读者对她获得一个比较宽广的视角。

现在继续往下写她的生平事迹吧。

第三章　回国和结婚；1913——1915年

宋庆龄1913年自美返国途中，于8月29日抵达日本横滨。在第一章最后曾提到，她带了一封给孙中山的信，这封信大概她一到就转送出去了。9月16日，她的父亲和姐姐霭龄带她到东京去见孙中山。这时宋耀如正同这位民国的缔造者一起流亡，并主要在理财方面帮助孙中山计划进行一次新的革命。霭龄在当孙中山的英文秘书。在后来的10天里，庆龄同家人一起去看了孙中山七次，每次呆上几个小时。这样，她热切地、很快地开始熟悉孙中山进行革命工作的环境和需要。

当时，日本外务省的密探偷偷地监视着孙中山的每一个行动和他所接触的每一个人。这些密探的报告清楚地纪录着庆龄她们来访的次数。①在辛亥革命之前，孙中山和他的追随者多次流亡日本，有些时候日本政府的态度不错、甚至对他们表示容忍。现在态度变了。就在这一年早些时候，孙中山代表民国政府率领官方的铁路考察代表团访日，还受到公开的欢迎；现在却看不到一丝这样的表示了。他现在只是一个不合时宜的客人、一个正被袁世凯通缉的逃亡者，而东京则正在同袁勾搭，并且很可能把收集到的关于孙中山的情报送给袁。不仅孙中山的活动和计划处于危险之中，他的生命也是一样，因为袁世凯的杀手一直在追踪他。

①据日本外务省档案“政治部分（1）”、编号MT103，内有1913年9月16至25日的特务监视报告。这些材料是久保田博子夫人发现并在日本印行的。她是一位孜孜不倦的宋庆龄研究者，曾在日本刊物上发表过许多有价值的材料并慷慨地把这些材料提供给本书作者。

根据1914年1至3月的日本监视报告，宋庆龄又多次来到孙中山的寓所（也就是他的办公室）并且在有一次孙患病时帮助看护他。在这样的环境下，她对孙中山的工作、个人品格和生活方式都有了更深的了解以及随之而来的同情和敬慕。

孙的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