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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沙漠中的绿洲

1941年暑假，我从育英中学毕业，考入燕京大学新闻系。

我带着行李通过西直门日本侵略军的检查岗来到燕京大学，首先感觉到校园优美安静。中国古典式的教学楼、图书馆、体育馆，映衬在一片翠绿之中，未名湖畔低垂的柳丝，湖水中倒映的塔影，岸边绿荫满地，三三两两的同学在树荫下、草坪上读书、交谈。燕京大学是美国人办的教会学校，地处北平西郊燕园（今北京大学校址）。此时日本同美国还保持着外交关系，美国人司徒雷登（）校长仍主持校政，课程设置仍和抗日战争前一样，没有变动。日本兵不准进入学校。这样，燕京大学保留着一定的独立性，这也正是许多同学愿意报考这所大学的原因。

自9月1日开学至12月8日太平洋战争爆发，虽然只有100天，但在同学心里留下了深刻的怀念。燕京大学湖光塔影的优美环境、自由开放的学术气氛和谐融洽的师生关系，使同学们感觉与沦陷的北平城里有着明显的不同。走出牢笼般的城里，迈进自由呼吸的燕园，同学们感慨地说：“这里是沙漠中的一片绿洲！”

开学第一星期是迎新周，学校的所有教室和各种场馆全部开放，同学可以结伴自由参观，熟悉学校的环境。教授们欢迎学生到自己家中作客，备有茶点、糖果招待同学。师生或立或坐，自由交谈，探讨学术，联络感情，建立友谊。迎新晚会在临湖轩（校长办公室兼寓所）前的草坪上召开，一面是秋波荡漾的未名湖，一面是分篁拂竹穿林绕木；两株300多年的白皮松，苍劲挺拔。校长司徒雷登博士首先致辞。这位出生在中国浙江的美国人，在燕京大学已经担任了23年校长。他以和蔼可亲，缓慢而清晰的语言表达对新生的欢迎，让学生听起来又亲切又新鲜。然后他和同学们一一握手，向同学们一一介绍到会的教授，时而发出欢乐的笑声。迎新晚会由“燕京剧社”的老同学孙以亮（孙道临）、张茵陈等演出话剧《生死恋》，受到同学们热烈欢迎。

回到宿舍，新生都能收到几种不同的邀请函，有欢迎参加读书会的，有欢迎参加团契的，还有邀请参加合唱团、戏剧社、文学社、历史研究会的。翻看着各式各样的邀请函，我最终选择了新闻学会。新闻学会里大部分是新闻系的同学。新闻系的系主任是来自天津《益世报》的刘豁轩教授，他很开明。他开的课程是新闻学概论。地处贝公楼（新中国建立后改称办公楼）大礼堂后面的系办公楼走廊里，张贴着路透社、美联社的电讯稿，不仅可以看到抗日战争的消息，了解到八路军及敌后抗日根据地的情况，还可以看到世界反法西斯战争欧洲战场的消息。

迎新周活动丰富多彩，内涵深邃，使同学们很快融入燕京生活。

但是，燕京大学这块绿洲毕竟是处于严寒季节的绿洲，校墙外面时刻都刮着凛冽刺骨的寒风。出了校门在各个重要路口上，都有手持插着明晃晃刺刀的“三八式”步枪的日本兵。这块绿洲毕竟是在漫漫黑夜笼罩下的绿洲。日本特务时刻窥视着学校的动静。这一切提示着：善良的老师们同学们，要时刻警惕这突然闯进校园的日本兵，他们是一群没有人性的野兽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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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革命的地下堡垒

和我同时考入燕京大学的原育英中学地下党支部的共产党员有宋汝棼、饶毓菩、王森昌，“民先”队员戚天庆，和地下党有关系的抗日革命分子徐伟、韩叙、潘超。我们没有和原有的燕京大学的地下党组织打通关系，不了解那里的情况。

1941年12月8日，燕京大学被日本侵略军封闭后，我被调往###北方分局（后改为晋察冀分局）城市工作委员会参加工作，继续联系北平地下党组织。在以后的工作中，我逐步了解到，当时的燕京大学地下党组织是共产党员最多、抗日活动最活跃的地方，是沙漠中的绿洲掩盖下的革命的地下堡垒。实际上，在我们入学燕京大学之前，在燕京大学党的组织已经很有力，党的工作已经很活跃。

抗日战争开始后，燕京大学的大批共产党员、“民先”队员和同学离开学校，部分南下大后方，部分去延安，转入敌人后方，参加游击战争，开辟敌后抗日根据地。尚未离开学校的社会系三年级学生杜若（杜含英），是1936年入党的共产党员，先后担任过燕京大学地下党支部委员、“民先”队长。她把继续在校的“民先”队员重新组织起来。他们有林立（尚辛如）、高天辉（郭士琦）、冯秉珊、鲁心真、陈明智、陈浩（陈宝静，曾任周恩来总理的英文秘书）、王若林（王淑静）、李维存、陈封雄、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