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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杰斯特罗和娜塔丽，他打听到的只是一通捕风捉影的第三手传闻；不过，他还是觉得这是可信的，也是可喜的。不幸，同时也违背他的意愿，他又得到了大量关于灭绝犹太人的情况。辞职不干，退出外交界，这个念头在他脑子里盘旋不去，好象电光广告上的一个警句一般，一次次重复出现。紧紧闪现在它后面的是一句红墨水写的警句：立即应征入伍。

莱斯里。斯鲁特不觉陷入一阵沉思，回顾起他的志向、他的身世、他的道德标准、他的希望，经受着对自己层层剖析的苦楚，仿佛面临着一个重大的抉择，要决定去尝试一种新的终身职业，要决定和一个姑娘分手或者结婚。他从来不曾把犹太人放在心上。他是在康涅狄格州一个市郊城镇里长大的，犹太人不容易在那里买房子安家。他父亲是一个生性沉静、爱好哲理的华尔街律师，不曾和什么犹太人结成知心朋友。在耶鲁大学，斯鲁特总是对犹太同学敬而远之，就是在不为人知的社交生活中也没碰上过犹太人。娜塔丽。杰斯特罗的犹太身份，斯鲁特也曾一度感到是件憾事，跟一个黑人比起来，大概是五十里和一百里的差别。

他并不是真的变了。现在也好，过去也好，他向来都是只顾自己的，但是碰巧那份万湖会议的文件落到了他的手中。他懂得德国的历史和文化，有些东西别人不免要觉得荒诞无稽，他却信以为真。在明斯克文件事件之后，到他为万湖会议纪要发出一阵嘈杂之间的一段时间里，他便已是一个涉嫌人物。如果他现在为了这新证据而大声疾呼，那就不免要在国务院里永远给自己戴上一顶“犹太帮”的帽子。所以斯鲁特倒在扶手椅里，反复思忖，瓶子里的威士忌则越来越少了。

然而，连来自日内瓦的新证据——尽管令人震惊，尽管令人厌恶——也并不是驳不倒的。怎能有这样的事呢？死去的犹太人在哪里？没有一具死尸，你就不能万无一失地证实一桩谋杀案——而在这件案子里就得有堆积如山的尸骨或者掩埋尸体的许多处万人冢。谁能把这样的证据搞到手？照相可以假造。在战争结束以前永远不要想有驳不倒的证据；即使到那时候，也还必须是同盟国打了胜仗。日内瓦的证据，和万湖会议纪要一样，不过是一种说法而已：口头的说法，见诸文字的说法，还混杂了一些别的说法，都不过是些歇斯底里的胡言乱语，更有另外一些说法，例如用死人制造肥皂之类的故事，则是从上一次大战传下来的渲染战争暴行的陈腐宣传。

如此不可思议、骇人听闻的大屠杀，人家觉得难以置信，斯鲁特也不能责怪他们。沙皇时代对犹太人的集体杀戮已经是陈旧的故事，一次那样的集体杀戮，死人究属有限。纳粹党人不屑费心去遮掩他们对犹太人的迫害和劫掠；秘密杀害无辜，数以十万百万计，这样的传闻不断出现，越来越多，而纳粹却一概斥之为盟国的宣传或犹太人的梦吃。然而这样的屠杀还在继续，至少斯鲁特相信是如此。万湖会议纪要中的计划确实正在付之实现，在一个不是杀人就是被杀的恐怖世界里，而那个世界却象月球背着地球的那一面一样，永远没法知道它的真相。

一杯又一杯的威士忌苏打水灌下他的咽喉，留下一股热辣辣的余味，使他舒畅宽慰，使他感到飘飘然。他简直有点象一个脱离了躯体的灵魂，回头观看着这个瘦骨鳞峋、戴着眼镜的他自己，直挺挺地躺在扶手椅和垫脚凳上，也很为这个聪明家伙感到惋惜，他也许会为了该死的犹太人牺牲掉他的前程。他又有什么办法呢？他是人类的一员，而且神志清醒。如果一个神志清醒的人知道了这么一件伤天害理的事情而不与之斗争，人类的前途还有多少希望呢，是不是？谁又能说得出有什么事情是一个人所办不到的呢，只要他找到了适当的言语去向全世界诉说，去向全世界宣告，去向全世界呼吁？卡尔。马克思是怎样做的？耶稣基督是怎样做的？

斯鲁特知道，独自借酒浇愁到了想到马克思和基督的地步，就该适可而止了。也是该上床安歇的时候了。他也就上床了。

第二天早上他正卷起衬衫袖子在打字机上打一封信给拜伦。亨利，把打听得来的关于娜塔丽的消息告诉他。他的秘书进来，她名叫海迪，是个肉感风骚的碧眼金发姑娘。海迪一见斯鲁特便要卖弄风情，不过在他看来，她也就好象一块裹在裙子里边的奶油蛋糕。“日内瓦领事馆的韦恩。　比尔先生说你约好等他来的。”

“哦，是的。请他进来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