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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的朋友就不一样，精神上的交往是无法用金钱买到的，也是无法用金钱来衡量的。而往往精神的拥有者在物质上又是贫乏的，你在他面前过于物质化，你也就做不了他的朋友。林家伟从理性上把朋友归了个类之后，就把具体的朋友也归了一个类。比如像诗人马车，就是他精神上的朋友。林家伟这么划分绝不是因为马车是他大学同班同学，大学里的同班很多，未必人人都能成为他的知己朋友。马车之所以成了诗人马车，是因为艺术把他净化得如小学生一样单纯，如哲学家般深邃。单纯与深邃集于一身使马车显得十分可爱，这便成了他唯一的真正意义上的朋友。而李堂和，就是另一类。这样的朋友在生活中不能没有，缺了他，你的生活就失去了不少色彩。但归根到底，还是属于实用型。李堂和在经济方面很慷慨，但林家伟心里却明白，再消费也是有节制的，如果真的超过了那个度，朋友的交情也算完了。但从另一方面来讲，林家伟给他提供的帮助也很大，每年节省的优惠的宣传费、广告费至少也不下两万元，林家伟从没向李堂和伸手要过红包，只是换了一种形式消费了一些，这样谁的面子上也过得去，既不显得庸俗，还保持了友谊。倘若林家伟一点忙都帮不上李堂和，李堂和会那样慷慨吗？显然是不可能的，如果答案相反，李堂和也就不是李堂和了。所以，他俩这种关系尽管很硬，林家伟还是把它划在了实用型一类。

林家伟有时也想，陈兆龙算不算他的朋友？他觉得朋友应该是平等基础的人与人之间的友谊关系，陈兆龙和他首先在地位上就有很大的差别，只是领导与被领导之间的关系，这就决定他们只能有友谊，却成不了朋友。尽管，林家伟把陈兆龙当作他政治生涯中的唯一依靠，陈兆龙也把他当作亲信来对待，甚至，在某些立场与观点问题上达到绝对的一致。然而，说到底，这终归属于权力场中的需要，彼此的需要。用人者，总希望用一个自己信赖的人，并且是一个知恩图报人。用了这样的人，对自己有一定的好处。比如自己的某些主张在贯彻实施时，就会更加畅通，假若他是一个独立的部门负责人，自己就可以不时地加以遥控，这势必扩张权力范围，扩大自己的地盘。如果这个人是一个知恩图报的人，当他得到了实惠后，他不会忘了自己的恩典，而报答恩典的形式在古老的中国几乎千篇一律是用金钱、物质来实现的。这是权力的施舍者的需求，权力的施舍者大都不会拒绝使用这样的人。而被用者，也就是权力的接受者，他首先是对权力有一份渴求，然后是有权者满足了他的部分权力渴求，他为此很感激，就好像一个哈巴狗拣到了主人扔给的一根骨头，它总要摇尾大叫几声表示谢意，为的是让主人再多给它几根骨头。他也不例外，为了答谢这种知遇之恩，会尽自己最大的能量来满足主子的物质的或精神的需求，以便满足他对剩余权力的渴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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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4节：绝路（14）

人，是很难主宰自己的。当你真的能主宰自己的时候，说明你已经远离了权力场，或者，就压根儿没进过权力场，也不想进权力场，比如诗人马车。

林家伟的朋友中，马车活得最有个性，也活得本色。

林家伟磨磨蹭蹭起床洗漱完毕，然后上街吃了一碗牛肉面，看表已经9点钟了。心想，马车也该起床了。就步行着上马车家去。

林家伟刚从小巷拐向大街，忽见一辆摩托载着个细腰长腿的女郎从眼前一过，看那女郎长发飘飘，用手环箍着骑车男人的腰，脸侧倚在男人的后背，甚是甜蜜。林家伟一个激灵，脑子里嗡地一下，那不是豆豆吗？他几乎不假思索地扬手挡了一辆夏利，朝司机一挥手说：“追！”

那一刻，林家伟的头仿佛哗地一下，膨胀了。他恨不得夺过方向盘，加大油门冲过去，把那两个狗男女碾得烂肉如泥。豆豆，这个令她魂牵梦绕的女人，他为她付出的够多了，平时，老婆要添什么衣服，孩子要买什么学习用具，他都舍不得多花一分钱，他几乎把他的奖金、稿费以及外款，近乎他工资一倍以上的收入，都统统地花在了她的身上。她提出来的物质要求，他都是尽可能地去满足她。没想到这个臭表子一边榨着他的血汗，一边又与别的男人鬼混。昨天晚上她为什么不回传呼？今天一大早她又从哪里来？这一切切的疑点，证明了这是一个连起码的职业道德都不如的一只鸡。鸡也有做鸡的准则，她的活人准则呢？她还有活人的准则吗？　夏利车一加油门，很快就追上了。

司机问：“超过去吗？”

林家伟恶狠狠地说：“死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