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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围内的，不剥削他人的个体劳动。

随后《人民日报》发表一系列文章，批判过左倾向，赞成个体经济的发展：

赚钱就等于搞资本主义？这是万恶的“四人帮”编造出来的。这个谬论不批判，社会主义事业就还要受影响（《怎样看待正当的家庭副业？》）。

人们爱用“大河”与“小河”来比喻国家、集体与个人三者的相互依赖关系。“大河有水小河满”，这说明只有国家和集体经济发展了，个人的收入才能增加。但是，大河的水是小河汇集起来的，“小河水涨大河满”，不也是一个大家熟知的道理吗（《姓“钱”和姓“资”是一家吗？》）？

江、浙地区的“老虎灶”陆续恢复了，各地历来受群众欢迎的茶馆、风味小吃店、说书场……，是不是也可以恢复，来一个“旧瓶装新酒”，满足广大群众的渴望呢（《恢复“老虎灶”的启示》）？

3月18日，*主持全国科学大会，提出“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自己的一部分”。大会改变了知识界的命运，这才有了新时期人才辈出的局面。出席大会的若干人中，有个叫任正非的青年。他*时在重庆读大学，毕业后参军，是年从部队转业，10年后，创立了被英国《经济学人》评价　“是外国跨国公司的灾难”的华为。他本人在2005年被美国《时代》周刊评为年度影响世界100位名人，也是作为“商界巨子”入选的唯一中国人。

伟大的变革，需要伟大的思想作为先导。5月11日，《光明日报》刊登题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特约评论员文章。文章引发了关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问题的讨论。虽然华国锋指示中央宣传部门的某些负责人，对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不表态”、“不卷入”；汪东兴在不少场合指责这篇“文章实际上是把矛头指向毛主席思想的”，责问“这是哪个中央的意见？”加以压制。但讨论受到党中央*、叶剑英、李先念、陈云、*等多数同志的积极领导和支持。

1978年5月11日，《光明日报》刊登题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特约评论员文章

只有亲历过1978年12月的中国人才会明白改革开放对于中国的意义。十一届三中全会在京西宾馆举行。全会前的中央工作会议闭幕会上，*作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总结讲话，提出，“要允许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企业、一部分工人农民，由于辛勤努力成绩大而收入先多一些，生活先好起来。”全会确立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做出把工作重点转移到国家经济建设上来的战略决策。从此时算起，改革开放的30年，最终被证明是经济改革与社会变革的30年。这30年，能从昨天一步一步走到今天，全在于起点高、起跳早。若将十一届三中全会放在历史的坐标轴上进行评价，即使时间的纵轴再延长几倍，都不会缩小它的贡献。

每一代人都需要自己的革命。政策的鼓励，舆论的支持，社会环境的好转，商业形态处于一种懵懂的姿态萌芽。在历史的感召下，许多出身困苦的人，主动或被动地纷纷走上个体工商户的道路，积攒原始资本，为今后的从商之路埋下伏笔。这些企业家包括，本土日化大王陈凯旋、2003年死于非命的钢铁大王李海仓以及三十年后在低压电器行业形成鼎足之势的“柳市三雄”中的正泰集团董事长南存辉与德力西集团董事长胡成中。

1978：光明的中国（4）

1978年用陈凯旋的话说，是一个“垃圾都能卖出价钱”的年代。这年，已经在广州打工三年的他正式跳入商海。

三年前，普宁流沙公社流管站组织青年外出打工，高中刚毕业的陈凯旋通过熟人介绍争取到一个名额。最初在棠下广州市化工研究所做建筑工，而后到沿江路清拆旧楼，还在黄埔新港挖排水工程，陈凯旋做的都是苦力活，只求温饱，不求其他。提起这段经历，陈凯旋感叹：“很苦，但受用无穷。”

单干后，起初做些小规模的买卖，只要赚钱，他什么都做。直到看见宝洁，这个早早进入国内的世界标杆企业用眼花缭乱的广告撩动起了陈凯旋好奇的神经。他顿悟式地发现，家乡的广大地区，物资匮乏，消费需求渐涨。

1978年春节，陈凯旋用3000元的储蓄装了满满两箱洗衣粉、洗发水回家倒卖。从此，他每周奔波于广州与潮汕地区倒腾商品。卑贱的命运在瞬间被改写，跑遍了潮汕地区各大乡镇的陈凯旋积累起人生的第一笔财富。

倒卖商品终究是买低卖高的“小本生意”，有了积蓄的陈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