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难的。”这一转变，对整个抗日战争的坚持、发展和胜利，对中国共产党的前途，关系非常之大。毛泽东在抗日战争刚刚开始、红军还没有开赴前线的时候，在仔细考察并分析了主客观实际情况后，便明确地及时地提出要实行这个战略转变，充分表现了他的远见卓识。

参加洛川会议的既有在中央的领导人，又有前方将领，还有刚从南京谈判归来的中共代表。来自不同岗位的与会者在民主的气氛中进行了讨论，对毛泽东提出的党对红军的领导、坚持独立自主的指挥原则、开展山地游击战及红军担负的任务等问题，取得了一致意见。对游击战和运动战的关系，会上有些不同意见，但由于红军急于出发，没有展开充分的讨论。出席这次会议的萧劲光回忆道：

“洛川会议上在讨论军事指导方针中尽管意见不同，但出发点都是一个，就是如何在出征以后更有利地打击敌人，更有利于我军的发展壮大。当然，它也说明同志们在当时对中国革命战争的规律性、对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地位问题在认识上有差异。在以后抗日战争的实践中，逐步证明了毛泽东同志的意见是正确的，是高瞻远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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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瓦窑堡会议到洛川会议（2）

和毛泽东的意见完全一致的是张闻天。作为中共中央总负责人，他会前已和毛泽东形成了共识。红军前敌总政委任弼时在发言中提出红军应当采用独立自主的山地运动、游击战。 前敌总指挥彭德怀说：“我基本上同意毛泽东同志的报告。一般说，运动战的可能减少了一些，但发动群众，麻痹敌人，调动敌人是可能的，游击战与运动战是密不可分的。”

周恩来也是主张运动游击战的。他说：“我们的地区，是布置敌人后方游击战争，必要时集团力量消灭敌人。”六年后，他在检查自己抗战初期的工作缺点时说：“（我）对游击战争的战略地位认识不足，没有充分坚持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原则，‘缺乏政权观念’，尚有一种由下而上，由地方向中央，由敌后到全国的政治改革观念：“毛泽东之外，连周恩来这时尚“缺乏政权观念”，何况他人！在八路军到达山西之后不久，朱德、彭德怀曾发出一个“以太原为堡垒”的华北军分会《指示》，这个指示中也并未把游击战争提到战略高度，证明他们的思想上也有疙瘩。

徐向前十分敬重毛泽东，赞成毛泽东的意见。他在大会上虽然没有发言，但在别人发言时，他插了一些话。后来他在《历史的回顾》中写道：“毛泽东同志的发言，给我的印象最深刻。他强调在国共合作抗战的新形势下，我党一方面要团结国民党、中央军及地方实力派，积极推动他们拥蒋抗日；另一方面，要提高警惕，坚持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原则，在政治上、组织上保持我党的独立性，以免被蒋介石吃掉，重蹈第一次国共合作失败的覆辙。鉴于抗日战争的持久性、艰苦性，以及蒋介石企图驱使红军开赴前线充当炮灰的险恶用心，毛泽东同志提出了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方针。因为没有独立自主，就会失去党对红军的领导权、指挥权，前途可想而知；不是着重于山地，红军便没有可靠的依托和周旋余地，充分发挥自己的战术特长，发展壮大自己；离开了游击战为主的作战形式，以几万红军去同几十万日军硬拼，那就等于送上门去被敌人消灭，这正是蒋介石求之不得的。有人主张以运动战为主要作战形式，红军兵力全部出动，开上去多打几个漂亮仗。毛泽东同志认为，根据现时的敌情我力，还不能那样于。他主张只出动三分之二的兵力，留下三分之一保卫陕甘宁根据地，防止国民党搞名堂。这些基本思想，表现出毛泽东的远大战略眼光及把握革命航向的非凡能力。”

实行这样重大的战略转变，是很不容易的。这不仅因为红军在十年内战后期已习惯于正规军和运动战，一时不容易改变过来；还因为抗日战争爆发后，不少人十分兴奋，对战争的长期性和艰巨性认识不足，急于想打一些大仗。1937年9月9月中下旬，他接连5次致电前方，提醒他们要以最大决心实现这个战略转变。9月21日，毛泽东致电彭德怀：“今日红军在决战问题上，不起任何决定作用，而有一种自己的拿手好戏，在这种拿手戏中，一定能起决定作用。这就是真正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不是运动战）。要实行这样的方针，就要战略上有有力部队处于敌之翼侧，就要以创造根据地发动群众为主，就要分散兵力，而不是以集中打仗为主。集中打仗则不能做群众工作，做群众工作则不能集中打仗，二者则不能并举。然而只有分散做群众工作，才是决定地制胜敌人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