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些书又有几百个图书奖。俗话说“文无第一，武无第二”，文化领域的评奖总是既令人孜孜以求又令人鄙夷。获奖者要么已经名满天下，再将奖颁给他无非锦上添花，要么是只有精英小圈子才听说过的人。

英格力士对声誉的生产和分配很感兴趣，而声誉的流通形式就是评奖，因而他学习法国社会学家布迪厄的方法，写了一部现代文化评奖的历史。约瑟？爱泼斯坦（Joseph　Epstein）是美国西北大学文学教授，做了22年《美国学术》的编辑，此人以善于写揶揄他人的随笔著称，他发表在《华尔街日报》上的对《声誉经济学》一书的书评写道：“我对文学和文化评奖孜孜以求，老实说吧，我希望更多的奖授给我。目前为止我还没获得几个。未来我也没有更多的机会获奖，除非我能跟诗人罗伯特？弗罗斯特、卡尔？桑德博格和建筑大师莱特一样，活到须发皆白，活到80多岁的长寿。到那时，就没有人出于反动或者用愚蠢的观点反对你了，获奖的机会才比较多。我得的奖既没增加我的收入，也没有提高我的社会声望。我只有一个荣誉学位，不像约翰？霍普？富兰克林，得了200多个。我获得了国家人文科学奖章，但是很多我认识的人借此机会说，不得不由乔治？布什给我颁奖，这对我来说是一个耻辱。我回答说，我倒宁愿是亚伯拉罕？林肯来为我颁奖，但世事难得能够两全其美。”

“文化奖项因为授予了那些不该获奖的人、授给了大量蠢货而让自己失去了光环。人人都知道那些没有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人比那些获奖了的人还出色——托尔斯泰、普鲁斯特、亨利？詹姆斯、乔伊斯、纳博科夫、奥登。而且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之后这个人好像就已经作古了，不管他还将会再活多少年。比如奈保尔获奖之后，我就觉得我无需再读他的书了。”

文化类奖项贬值的另一个原因是，现在几乎每一个团体都有他们的颁奖委员会，每一个行业和运动也是这样。“我去一家高中，陪同的是该校乒乓球评奖委员会的主席。据说此人能用鞋而不是球拍打球，并且打得很好。下足够的工夫去寻找的话，你就可以将奖颁发给一位非犹太裔的、身高不到5英尺的同性恋女诗人。所有这些奖项将文化领域变成了一个进步主义的幼儿园，在那里，在毕业典礼上，甚至连那个最笨的孩子都得了一个奖，获奖理由是他没有干扰其他同学的学习。”各种评奖和荣誉层出不穷，这其中的原因多种多样。设一个诗歌奖或者地方戏剧奖是纪念死去的亲人本小利大的法子。公司设立一个奖项，能显得它品位高雅、热衷慈善事业。

在书的附录里，英格力士列出了当前授予文化各领域的成就的奖项，非常广泛，“对于还没有设奖的地方，我一直想，应该设一个诺贝尔婚姻奖。这个奖可以颁给那些著名的患难夫妻中长期遭受折磨的一方。过去，可以获奖的应该有索菲亚？托尔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莱昂那多？伍尔芙（维吉尼亚？伍尔芙的丈夫）、莱昂内尔？特里林、比尔和希拉里？克林顿，虽然这两位克林顿中谁更有资格获奖还不太容易确定。”

在评奖泛滥的年代，如果有幸中奖，该以什么心态面对呢？“不管奖是怎么评选出来的，奖项设立者居心何在，获奖就是一切。从声誉经济学的角度来说，获奖能够提高知名度，能找到好工作，可以让亲戚对你刮目相看。至于获奖本身，曾经有人对我说，如果有人说，无论你做的是什么，你是做得最好的，问问那个人谁是第二好的。知道谁是第二好的，你就知道这个奖项是怎么回事了，就不再把自己获奖太当回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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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意阶层在哪里落脚

“在曼哈顿的街头经常能看到秃顶、矮胖的男人挽着一个高大的金发女郎，这其中是有缘由的：纽约的单身女性比单身男士多出21万多人。”理查德？佛罗里达就此提出，在创意经济的年代，选择住在哪个城市非常重要。

2002年，理查德？佛罗里达因为出版了《创意阶层的兴起》一书而暴得大名，部分是因为他把创意定义得很宽泛，但显然美国尚未变成一个人人都是网页设计师、制片人或发型师的国家。他大方地把科学家、医生和商人都算作创意阶层，其根据是人人在某种程度上都有所创造。自此他反复表述这一概念，在《创意阶层的兴起》之后又出版了《城市和创意阶层》、《创意阶层的腾飞》，现在又出了《哪个是你的城市？》。《沙龙》杂志说：“这本书错误地假定人们，特别是创意阶层，需要一本书告诉他们该去哪个城市发展。那些自由地跑来跑去的人通常不考虑职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