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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在短时间内有了较明显的进步。如我国的赛艇女运动员在1988年汉城奥运会上首次获得银牌和铜牌，我国女子帆板运动员张小冬也在1992年巴塞罗那奥运会上勇夺银牌。除了我国教练、运动员的努力外，这些成绩也受惠于国际交流的加强。

中国体育代表团后来在1992年的巴塞罗那奥运会上以16枚金牌合计50枚奖牌的优异成绩排名第4位，跃居第二集团的前列，显示出中国的竞技体育不但已经复苏，而且进步势头可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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蹒跚走向奥运（1）

1979年名古屋会议推出解决台湾问题的“奥运模式”后，台湾当局和台北奥委会内的部分领导不愿接受这个决议，并于当年12月向国际奥委会所在地瑞士洛桑地方法院提出申诉和指控。他们想“借法律力量推翻国际奥委会的通讯表决”，控告国际奥委会违反自己的章程。我们在得知此消息后，立即通过外交途径并直接与国际奥委会交涉。洛桑地方法院在1980年初两度驳回了台湾方面的起诉。

在台方死硬派无计可施之后，力主保住台湾运动员参加奥运会权利的台方现实派领导人相继推出了一系列接近或基本符合名古屋决议的解决旗、歌、徽的方案。直到1981年初才向国际奥委会提出最终方案。

关于台方用“旗”的方案是我们内部讨论最激烈的方案。中国台北奥委会向国际奥委会提供的旗样是现在他们使用的白底、梅花加国民党党徽和奥林匹克五环会旗，但花内是大红底。经我们认真研究，最终大家还是达成了一致，并争得了大多数相关部门的赞同。最后方案除了花内颜色由红底变白底外，我们同意了中国台北奥委会的建议。当我们的请示报到邓小平同志处后，小平同志于1981年3月19日批示：“可以同意体委意见。”

在此过程中，无论是对台方使用旗、徽的事，还是歌的问题，国际奥委会新任主席萨马兰奇（1980年7月当选）都与我方保持“热线”联系。

当时负责我们国际组织工作的司领导是何振梁同志。宋中同志由于操劳过度，1980年患了脑血栓，在医院恢复了半年多。后来又多次住院治疗，再没有正常参加国际体育组织的实际领导工作，1985年离休。四年后1989年9月21日这位早年参加革命，在革命战争年代从事军事情报工作，“文革”中到国家体委参加军管，后来将全部精力注入到国际体育工作中的领导同志因病去世。

萨马兰奇主席很敬佩和借重何振梁同志的能力与经验。我在国际奥委会的朋友，特别是担任过执委的朋友，不少人对我说过，萨马兰奇在重大问题拍板前，往往都要咨询一下何振梁同志的意见。当萨马兰奇了解到我方原则同意台方关于“名称、旗、歌、徽”的态度后，十分高兴。他于1981年3月23日在国际奥委会总部洛桑与当时中国台北奥委会主席沈家铭先生签订了有关协议。这份协议原件之一就陈列在台北市朱仑街20号中国台北奥委会的大会议室中。2006年我第三次访台北时，蔡辰威主席还专门请我去看了这个文件的原件，并就此谈了他的想法。他认为这个协议“主要是为台湾的运动员着想”。

1980年2月，中国在重返国际奥林匹克大家庭后首次派团参加了在美国普拉西德湖举行的第十三届冬奥会。当时，我国的冰雪运动项目尚未完全起步，所以那届冬奥会是以参与和学习为主。

解决奥林匹克大家庭中的海峡两岸问题，就是为了使两岸运动员都能参加重大国际比赛。但由于国际政治问题，我们不得不放慢脚步，把原计划于1980年参加夏季奥运会的想法推迟了整整四年才实现。

名古屋决议的通讯表决是1979年11月26日通过的，当时我们兴奋不已。但仅仅过了一个月，12月27日，苏联悍然出兵侵略阿富汗，受到全世界的谴责。我们正在积极筹备参加莫斯科第22届奥运会的工作团队也都为苏联的侵略行为感到震惊和愕然。因为当时根据莫斯科奥组委的第26号通报，我方已将报名参加的十五个运动项目的粗略人数告知苏方；已向苏方提供了我国旗、国歌样本；已指派我驻苏使馆二秘为中国奥委会联络员；已告知苏方我团的赛前训练要求；等等。对有关奥运会资格赛，我方也分别与国际游联、国际箭联、国际手球联合会等进行了交涉，并征得了国际奥委会的同意。因我方刚刚解决代表权问题，所以需相应国际单项体联对我方参加资格赛作出安排。对内，更是做了大量工作，许多高水平的教练员、运动员已经等了许多年。好不容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