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纳德的大部分收入来自讲演费。他每周接到50份请他讲演的邀请，他一年只接受150次，每次收费多达2000元。继沃尔特·鲁瑟之后，他成为最擅长长篇大论的演说家，一次上台演说，时间很少在1小时45分钟以下。演说结束时，从来不加上点儿什么华丽辞藻。他说完停下来，转身就走。大学的听众对他报以狂热的欢呼，但他从不回身表示谢意。如果有人请他签名留念，他会粗率地回答：“不签。”一位朋友说：“纳德怕被当成电影明星，把他的私生活浪漫化，所以他干脆抛弃了私生活。”

他是个无法对付的顾客。在饭馆点菜叫饭时，他会对女服务员说：“三明治里的火腿是单切的吗？这乳酪是真正的，还是人造的？你吃糖吗？你吃？那你听我告诉你——那东西绝无用处，毫无食用价值。”他对班机上的女服务员说：“在整个飞机上，你可以感到自豪地供应的惟一东西就是那小包花生。而且你还应当去掉它上边的盐。”阿勒根尼航空公司竟敢把他预订的座位让给别人，使他没有坐上飞机，他于是提出控诉，判得损失赔偿费5万元，这笔钱一半给他本人，一半付给由于他误了飞机而未能听到他演说的消费者集体。

罗伯特·肯尼迪问他为什么“干这一套”，他回答说：“如果我从事防止虐待动物的活动，就没有人会问我这个问题。”他说：他的最终目的“不亚于为工业革命进行质量改革”，任何诱惑也不能使他偏离这个目标。尼古拉斯·冯·霍夫曼和戈尔·维达尔提议他竞选总统。他说：“我对公职不感兴趣。国内最伟大的事，是公民活动。政治也要居于其后。”

尽管他散布福音，致力于公益事业，过着修道士的生活，他对社会的影响还是成问题的。这一点他有时似乎也知道。有一次他说：“我们总是失败。”“整个问题就是如何限制失败的程度。”听众似乎把他看成是个演员。他们给他鼓掌好像是赞扬演出一样。很少人感到自己必须参与其事，必须仿效他的榜样，或听从他的建议。他们照旧驾驶底特律的大型汽车，买加过工的食品吃，脸上抹一层昂贵的化妆品，抽着有毒的香烟。

他有一次沉思时想到：“两千年前在雅典，一个人可以一早起床，在城里闲逛，调查和他个人以及本市同乡福利攸关的事。没有人会问他：‘你和谁一伙？’”70年代的美国人不需探问关于他的情况，他们知道他是干什么的。但他们对他的活动并不表示支持。使他感到极为痛苦的是，不管他们对他喝彩声多么强烈，不管他们多么经常说他们赞成他，但在这物质至上的黄金盛世，他们并非真正同他是一伙的。

第三十七章　自尊丧尽

路易斯·克罗南伯格所说的爱出风头的时代也许可以说是从20年代爬坐旗杆顶和弗罗依德·柯林斯所经受的折磨开始。科林斯这个倒霉的青年，在肯塔基州因矿井塌方陷在里面最后死去，于是成了1925年头版新闻达两星期之久。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随着一些爱表现自己的人的出现，大吹大擂的宣传活动愈加突出了。这些人有的在狂欢节的旋转木马上举行婚礼，有的在百货商店的橱窗里度蜜月，有的在弧光灯下生孩子，更有的租礼堂庆贺离婚。克罗南伯格在1954年写道：“我们美国人的毛病，不是生活的诗意变成了散文，而是变成了广告稿。”他指出，继马克思和弗洛伊德之后，对美国生活影响最大的思想家，乃是菲尼亚斯·泰洛·巴纳姆【1810～1891年，美国著名马戏团创办人。——译者】。

随着美国影响在国外的传播，巴纳姆精神也传播到了国外。海外最离奇的一些表演、最后使作案人成为1972年头版新闻人物的事情有：有人打电话，威胁要炸毁豪华的“伊丽莎白二世女王”号邮船；澳大利亚一个地质学家手持12磅大锤，砸坏了圣彼得教堂大殿内米开朗琪罗的圣母哭耶稣的画像，他这样做出于一种反常的出风头的欲望，他坚信自己是上帝的儿子。这些人全是荒唐达于极点，但至少他们没有杀人，而许多国外爱出风头的人可大都不能这么说。1972年可以称为是死神喧嚣之年。国外为了出风头而作案的谋杀事件有：土耳其左翼分子处死北约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