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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台看了十几年、修过多次的小电视机，早已图像模糊、声音刺耳，总怕儿子会被看坏眼睛，想换一台。然而囊中羞涩，只能一次次在商场徘徊。
儿子在小学读书，学校要求学生家长统一购买防近视的课桌，我们家买不起，儿子则独一无二地在教室里用着一套破旧的小桌凳。
儿子每当看到电视广告里喜欢的东西，总会一个人呆呆地对着电视叹气，自言自语地说：“你们还是跟有钱的人去讲吧，我们家没有钱。”
我这个做父亲的心都碎了。
这场官司，在起诉后六个多月不予开庭，现又以企业破产为理由终结诉讼，甚至把我两千多元预交的诉讼费也给抹掉了，难怪刘焕宇曾对我说：“想跟我们打官司，你准输。”
民告官，难道就这样的难？
说起来，江西拖拉机厂破产清算组是由中院组织的，里面有市里的领导、经委的主任、机械局和相关局的头头，他们谁会愿意作为被诉人的身份，坐到被告席上，来参与你一个没有任何身份的小老百姓的官司？
看来对市中院的这次再审不能掉以轻心，我想到中央电视台的《今日说法》，这个节目我几乎每天都要看，一次次伸张正义的报道，给了我很大的鼓舞。便带着无比的信赖，向中央电视台《今日说法》栏目去了一封信，希望能得到这强有力的媒体帮助和监督。虽然这是一件没有把握的事，但这是最后的关头，作点努力心理上也有点安慰。
在我国干部人事制度改革和人才流动中出现的这种新情况，也应当引起有关部门的重视，以切实为广大知识分子的合法权益提供法律保障。
十一月二十一日，我想在这时市中级人民法院应该有了结果，便一早前去询问。在半路上，我又接到了市中院的传呼，叫我把劳动部与最高人民法院协商一致的发文带来。我又赶回家拿好了那本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公民劳动关系手册》，送到了市中院书记官处。
这时，我的材料已经在一个姓王的书记官手里。他告诉我，案件已由他和一位姓高的书纪官办理，看了我所提供的法律文件后，叫我到外面复印一份下来。
等我去复印回来，高书记官与王书记官正在讨论我的案卷材料。
高书记官核对了我复印的这份《劳动部〈对关于破产企业能否成为被诉人>；的复函》，与王书记官一致认可，说：“这份文件是九六年八月发的，完全可以，我们马上就会去跟你办理，这两天就会给你通知。”
十一月二十七日早上，王书记官告诉我说：“中院已经专门发文，连同案卷，在上星期用专车送到了东湖区法院，要求他们加紧复查上报。”
我赶到东湖区法院，经多处查找，得知案卷已在告申庭，正待院长签字。
第二天一早再来，告申庭的那位法官说院长已经签字，叫我稍等一下，他先把案卷交到三楼，然后会给我个交待。
他回来以后，告诉我案卷已交给了经济二庭一位姓郭的女庭长，让我去找她先碰个头。
我在三楼找到了这位女庭长，是一位中年女法官，身着法院警服，英姿飒爽，她指着摆在桌上的材料说：“案卷还是刚刚才拿来，我看都没看，你怎么就跑来了，你星期五（十二月一日）再来吧。”
我连说好，便回来了。
十一月三十日，东湖区法院郭岚庭长给我来了传呼，叫我第二天早上带好所有的证据材料到法院进行质证，如果证据不全的话还是不会开庭。我便认认真真地忙乎了一天，准备好了所有可能会提到的材料，整整有一大提包，自觉有点好笑，就这样拿到法院去，人家会不会把我看成是一个送礼的？
十二月一日一早，我如约来到东湖区法院经济二庭办公室，看到桌面正放的是我的案卷，上面有东湖区法院徐河东院长的签字：“请郭岚加紧复查。”
郭庭长见我来了，便出去找了一个叫吴卫兵的法官进来，他们坐的位子居高临下，我坐的又低又远，显得很不自在。
接着开始了质证。
郭庭长向我要过《劳动部对〈关于破产企业能否成为被诉人的请示〉的复函》（1996年8月20日），又一起查证了《民事诉讼法》和《企业破产法》，问我这些法律法规魏群看没看过。
我如实回答说：“我曾把这些法律文件翻开给她看，她当时很恼火的样子，把手一推说：‘我还需要你来教哇’，我不敢得罪于她，只好回去后又写了报告，抄录了法律条文和劳动部文件的内容给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