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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64…1927），湖南湘潭人。光绪十八年中进士，分发吏部为主事，到部不久即以乞养请假回乡居住。他是大藏书家，精于版本目录，经史亦多有研究，在湖南甚有文名。叶德辉不喜“康学”，也反对梁启超在时务学堂所作所为。他为此撰写《〈輶轩今语〉评》以驳斥徐仁铸。叶德辉的《明辨录》，是其此期多篇书信与文章合刻，刊行于光绪二十四年闰三月，内容皆是批驳康有为、梁启超乃至皮锡瑞的学术思想，其中大多数文章后刊行于《翼教丛编》。从陈庆年的日记可以看到，叶的著述在张幕中流传。尽管叶德辉的政治思想与张之洞还有一定的差距，但共同的敌手拉近了他们之间的距离。

第12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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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绪帝召见康有为光绪二十四年四月三十日（1898年6月18日），陈庆年在日记中记：

“朱强甫见过，知康有为等为侍讲学士徐致靖所保，著于二十八日照（召）见。下晚，王雪臣招饮，知是二十五日谕旨。或谓学士之子仁铸主张康学。康党如梁启超，谭嗣同并尊康，黄遵宪亦附之，故均见保。翁同龢喜康，徐以是深结于翁。二十七日忽有朱谕罪状，翁著开缺回籍。二十四日上谕，保举宗室近支，又改为由朕亲自查看，懿旨复令所用新进大员须于奉旨后至太后前谢恩。以是知二十三日有上谕变法，殆亦翁主康说而然也。康之命意在解散君权，以便其改制之邪说。如朝廷知是保之由来，恐不免于罢斥。数日之间，能鼓动翁老至此，其势力甚大，令人生畏。彼固不料甫逾一日，失其所倚也。南皮师知康学之为邪说，而不敢公发难端，作书与梁节庵云：康学大兴，可谓狂悍。如何，如何！梁答之云：贼猖悍，则讨之，不当云如何也。”

“王雪臣”，王秉恩，张之洞的核心幕僚，负责财政与洋务诸事务。康有为在京师的活动，一直是张之洞及其幕中关注的重点。四月二十五日，翰林院侍讲学士徐致靖上奏保举康有为、梁启超、黄遵宪、谭嗣同、张元济五人，当日奉旨康有为、张元济于二十八日召见，其余皆召京。四月二十七日，翁同龢被罢免。此二事为当时政坛的重大事件，然仅仅几天之后，四月三十日，张之洞幕中已经对此展开了详细的讨论，以当时的通讯条件，必是京中有电报来。尽管他们称四月二十三日变法上谕为“翁主康说而然”，与今天可以看到材料相比较，不那么准确；但分析康有为、翁同龢、徐致靖、徐仁铸之间的关系，分析“保举宗室近支”出洋的谕旨变化，分析“新进大员”至太后前谢恩，皆属对京中政治动态的准确把握。从上引陈庆年日记还可以看出，张之洞及其幕僚对康有为在政治上开始发迹，极为担心；“南皮师知康学之为邪说，而不敢公发难端”一语，恰是张此时心态的真实写照；张在给梁鼎芬的私信中称“康学大兴，可谓狂悍。如何，如何！”更可看出其忧愤且无奈之情状。相同的记载，又见于《穗石闲人读梁节庵太史驳康逆书书后》，称梁鼎芬“见徐致靖荐康等数人，太史与张制府书言：祸在眉睫！”此后不久，张之洞发电其侄时任吏部主事的张检，要求查清康有为召见的情况及任用的情况：“康有为召对详情如何？政府诸公赏识否？康与荣有交情否？派在总署，想系章京，上谕系何字样？到总署后是否派充总办？有主持议事之权否？”

康有为向光绪帝进呈书籍光绪二十四年五月十二日（1898年6月30日），陈庆年在日记中记：

“过梁节庵，知康有为近奉旨修书，拟大张其学。余谓彼十余年间，锐其偏解，时出撰述，海内士夫不著一字以为匡救，故彼得猖狂至此。譬之西人日夜制造，到处行销，以（吞）我之财，而我无一厂以与之抵制。虽抚膺涌气，无益于事。故制彼无他术，在我辈造货而已，何畏彼我！”

康有为于四月二十八日召开后，当面奉旨进呈其编写的各国改制书籍，同时他也获得了通过军机大臣廖寿恒代递其条陈的权力。康有为在光绪帝召见前，已进呈其著《俄彼得变政记》、《日本变政考》（初次进呈本）和他人所著《泰西新史揽要》、《列国变通兴盛记》，召见后又进呈其著《孔子改制考》（抄本，9卷）、《日本变政考》（第二次进呈本）、《波兰分灭记》、《日本书目志》以及《光绪二十三年列国政要比较表》、《日本地产一览表》。这些时呈书籍对光绪帝的思想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其中《波兰变政考》进呈后，光绪帝特别赏银2000两。这一情报也很快传到了张之洞处。陈庆年从梁鼎芬那里得知此事，“张大其学”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