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疑犯的情况。盟国过去一直依靠这些和德国政权保持良好关系的间谍，然而法国一旦获得解放，他们全都会陷入危境，很可能被处死，所以情势非常紧迫。如今回首往昔，莫格里奇觉得他在大战中只做了一件有意义的事，那就是尽力帮助那些倒霉的间谍。莫格里奇以他经手的一个案例为素材写过一个剧本《解放》。剧中有一个法国女间谍爱上了分到她家住宿的一名德国兵。解放后她被人告发，而她的德国情人也失踪了。解放只是把她变成战争的又一个牺牲品。在现实生活中莫格里奇可以保护她，但是在剧中，那个德国情人由于那个姑娘的兄弟的出卖而被击毙，最后只剩下姑娘一个人满怀悲伤无处诉。

在法国逗留期间，莫格里奇还被派去监视英国作家P·G·伍德豪斯。伍德豪斯曾在柏林愚蠢地发表过广播讲话，挑起了一场大论战。好奇心也使莫格里奇想亲眼看看，一个受人欢迎的名作家是怎样沦为国家罪人的。举国上下对伍德豪斯的广播讲话抨击得非常激烈，他不仅被开除出“牛排”俱乐部，而且在《镜报》上出了丑；他的母校杜威奇大学也把他从荣誉册上除名。在他和他妻子爱莎所住的布里斯托尔旅馆里，莫格里奇对他的第一个印象就是，他仿佛是一个性情温和的预科学校教师——秃顶，大个子，穿着猎装，灰色法兰绒裤子和高尔夫球鞋，嘴里叼着烟斗。虽然穿着军服的莫格里奇出现在他面前，对他来说是一个不祥之兆，但是伍德豪斯表现得非常镇定自如。

伍德豪斯在托奎特的一个村庄里，一直住到1940年夏天。尔后他被关押在波兰的托斯特的一所从前是疯人院的战俘营里——伍德豪斯喜欢这种讽刺意味。在囚禁中，伍德豪斯写了三部韵味平平小说和一本《托斯特生活录》。头次见面他就把这本《生活录》拿给莫格里奇看。莫格里奇认为这本《生活录》，在监狱文学中可称首屈一指，因为他尽可能地淡化了严酷的铁窗生涯，强化他和看守以及难友之间的融洽关系。伍德豪斯肯定没有科迪茨精神，因为他没有逃跑的强烈欲望。在他的六十岁生日前夕，他通过朋友的努力重获自由。获释之后他直奔柏林，通过广播电台，他介绍了战俘营的生活片断。他好像从未想到过，他因此将被视作替纳粹摇旗呐喊。

莫格里奇相信伍德豪斯不会和纳粹讲条件，以广播宣传换取自由，他只是犯了一个愚不可及的错误。

在法国警方首脑举办的宴会上，一个英国客人对两名臭名昭著的英国“叛徒”，至今还逍遥地住在法国巴黎而提出了抗议。于是法国警方逮捕了伍德豪斯夫妇。莫格里奇设法救出了爱莎，但营救伍德豪斯则比较困难。虽然伍德豪斯其实并没有病，但警方最终决定把他移送到一家诊所。不过由于没有床位，他只能住进一所妇幼保健院。不久他摆脱了那种难受的处境，与爱莎一起住在一家安静的旅馆里。大战结束后他们流亡美国。当军情五处派来协助此案的一名律师告诉莫格里奇伍德豪斯必须留在国外时，莫格里奇明白这个决定对伍德豪斯是非常残酷的。

越轨行为

大战末期，菲尔比给莫格里奇下过一道指示，命令筹建一个对付苏联颠覆破坏活动的独立部门。他问了莫格里奇两个基本问题：谁是法国共产党的首脑人物？它的总部设在哪里？其实答案很容易找到，总部的地址可以在巴黎电话簿上查到，随便打听一下就能知道法共首脑的名字。

菲尔比来巴黎视察新部门筹建工作时，他和莫格里奇一起，在马利格尼街新部门总部内共进晚餐，共同度过了一个不同寻常的晚上。莫格里奇当时就住在总部里。菲尔比是一个美食家，而且晚餐又富于异国情调，所以虽然莫格里奇一向饮食比较适度，但是这回他们谁都没有节制酒量。饭毕他们在塞纳河畔散步。这时候，菲尔比突然提议一起去前苏联大使馆的所在地格雷奈勒街（当时莫格里奇并不知到前苏联使馆在那里）。莫格里奇清晰地记得，当时尽管他喝了不少酒，但是菲尔比说起打入前苏联使馆时还是让他大吃了一惊。菲尔比说打入这座使馆困难重重，因为难得有机会安插内部间谍。就连级别最低的前苏联官员也是从前苏联派来的，他们的忠诚当然不成问题。而且也不可能进行窃听或安排长期监视哨。接着他就在使馆前面，指手划脚肆无忌惮地大叫大嚷起来，莫格里奇心里非常焦急，他知道使馆门前站岗的两名警察随时都会上前来干涉；然而奇怪的是什么事也没有发生，他们俩踉踉跄跄地回去了。第二天早晨莫格里奇醒来后，他有点疑心自已是不是在做梦，他无法理解菲尔比的那种越轨行为。今天回忆起来，莫格里奇只能找到一种解释：也许菲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