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廉三：

“来函示及左孝同被参各节，深为骇异。去年湘省开保卫局，因保甲局有绅士、大府委左随同办理，一切皆黄遵宪主持，通国皆知，至主民权、改服色等事，尤无影响”

他为保左孝同，将其中的一切责任皆归之于黄遵宪。时间又过去了两年，光绪二十七年九月十三日（1901年10月24日），两广总督陶模发电张之洞，询问黄遵宪“获咎有何字样，曾否褫职？”并声称：“拟奏明令伊办理学堂，未知可否。”此时八国联军还未全撤出北京，慈禧太后、光绪帝正从西安回銮，政治风向已大变。黄遵宪当时仅下旨“因病开去差使”，“即行回籍”，并无正式的惩处，陶模若上奏请其“办理学堂”的“总理教习”，很可能将东山再起。而张之洞在镇压了唐才常自立军之后，对康党的活动痛恨至极，收到此电后，再次激起他对黄遵宪的连带愤恨，于十五日发回电：

“广州。陶制台：急。元电悉。黄遵宪真正逆党，戊戌之变，有旨看管，为洋人胁释。湖南风气之坏，陈氏父子之受累，皆黄一人为之，其罪甚重。且其人钻营嗜利，险狠鄙伪，毫无可取，屡经新嘉坡华商控告。公万勿误听人言。忝在相知，不敢不以密告。名心泐。寒。”

第68节，

当我见到张之洞的这一份亲笔电报，几乎不相信自己的眼睛：“钻营嗜利，险狠鄙伪，毫无可取”，竟用如此尖刻的语言来形容黄遵宪，很难想像黄曾是他极为信任的下属。张之洞此电斩断了黄在政治上复出的机会。又过了几个月，光绪二十八年正月十一日（1902年2月18日），张之洞又发电其妹夫、军机大臣鹿传霖：

“再，闻有人保黄遵宪，此人确系康党，又系张荫桓党，恶劣不堪，万不可用，务望阻之。祈电复。冰。真。”

张之洞很可能又听到了什么风声，立即毁灭之。在我所见的材料中，黄自从上海回籍之后，与张之洞再也没有交往。

《昌言报》自出刊后一直惨淡经营。梁鼎芬到达上海后，与汪康年的关系并不洽。九月十二日（10月26日），张之洞在上海的亲信赵凤昌发电：

“真电悉。星海叠晤《昌言报》坦初劝其停止，不可归洋人，即亦劝改名。汪均不听。遵再偕星海，切嘱挂名，其实事仍汪办。《中外日报》亦已挂洋牌。坦。元。”

“切嘱挂名”、“事仍汪办”一语，表明还有意让梁鼎芬出任总理，也显露汪康年心有猜忌，恐梁夺权。至光绪二十四年十月初六日（1898年11月19日），《昌言报》出版第10册后停刊。与《时务报》更名《昌言报》同时，汪康年所办的《时务日报》亦更名为《中外日报》，仍在继续刊行。该报的一些消息起了张之洞不满。光绪二十四年八月二十三日（1898年10月8日），张之洞的幕僚奉命发电：

“上海《中外日报》馆汪穰卿、曾敬一：顷奉督帅谕云：阅八月初一日《中外日报》，内有辟筑操场一条，言鄂帅拟于东门外洪山开辟操场一所，习演西操，是处坟墓累累，闻每棺给钱二十串，以作迁柩费用等语。荒谬怪诞，毫无影响，煽惑人心，实堪诧异种种不近情理，明系奸民痞匪造作谣言，煽惑人心，实堪痛恨。至以前《日报》中言枪炮厂事，则云每枪一枝，约合银七十余两。此事则又如此诬妄，是《日报》于湖北事屡次虚捏，皆属关系紧要之事，似系有心诬诋。鄂省与汪、曾两公无嫌，断非出自两公本意。嗣闻贵馆有一叶姓，在鄂省刺探各事，与其兄某皆素喜康学，好为邪僻之说。如其人久在鄂省，必致煽惑人心，大为地方之害。如叶姓果系贵馆所派，即请属令迅速回沪；如其不去，鄂省必当拿办。倘以后《日报》于鄂事再听匪徒讹言，则不敢令鄂中官民阅看矣。嘱即转致等因，特此奉达，即祈电复。冯嘉锡。漾。”

《中外日报》刊出的武昌操场消息，涉及到给事中张仲炘的祖坟，张仲炘为此找了正在北京的湖北按察使瞿廷韶，并直接发电张之洞。而张之洞为此事如此大发光火，似有借题发作之嫌。汪康年后来还办过许多报刊，但都没有达到《时务报》的辉煌。他与张之洞、梁鼎芬的关系，也从此走了下坡路。“张之洞档案”中有两件措词甚严的电报，一则由梁鼎芬于光绪二十五年正月二十三日（1899年3月4日）发：

“上海《中外日报》馆曾、汪：于中丞二十二日到岳州。十三日报，荒谬已极，速更正，访事人屡造谣言，若不惩戒，于贵馆声名大损，亦恐地方官驱逐也。节。”

另一则是张之洞于光绪二十五年十二月十四日（1900年1月14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