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5部分(第1/4 页)

和常德会战一起进行调查。他们向市委市政府打了报告，然后在常德民政局进行了登记，常德的宣传部长还同意当协会的首届名誉会长，并经市政协主席办公会议研究决定，将协会挂靠在常德市政协。

王选式的孤独（2）

12月10日是协会成立的日子，大家都很高兴，因为终于有一个自己的民间组织了。130多与会者进入会场才发现不对，明明是成立大会，但挂标语却变成了筹备大会。原来，有关部门出面干预，要求调查协会解散，公章、登记证书等上交。11日，公安部门正式发出《常德市日本侵华战争常德受害者调查协会自行解散》的要情通报。

成立一个民间组织一直都是王选他们所希望的，他们希望有这样一个民间组织，在这个组织之下成立一个基金会，所有有意于搞清细菌战历史的民间资金汇拢起来，赞助那些有志于调查的人。

“哈里斯说，中国如果有两个王选这样的人，就足以让日本沉没。但是中国不可能有第二个王选。因为中国没有出现王选的体制，王选的出现纯粹是个人的、偶尔的、不可再造的。”南京师范大学教授张连红说。

中国需要大批的人从事细菌战研究与调查，但是中国政府没有组织国家的力量参与，而民间又没有一家NGO组织，不能设立民间基金，更没有一部《基金法》，想做慈善捐助的人得不到政策支持。

“如果能够解决生计问题，一些人是可以一直做下去的，他们有理想，并没有更多的物质要求，就算这样，也没有一个可以支持一个人以此为事业的机制。除非他可以像王选一样，不计任何代价，完全奉献，并且还有经济能力奉献。”张连红说。

一些大学生经过培训参加到王选的行列中来，但所能参加的时间非常短，并且不是一种经常行为，更多的时候只能在寒暑假进行。还有一些研究历史的研究生们，参与也只是在就读期间，他们和大学生一样都有就业压力。因此一个南京1644部队真相的调查项目，在执行的三年当中，换了很多人，每一个人在快要成为熟练的调查者时，都为前途与生计而去，最后留下的还是王选一个人。

于是，王选只能有一个。中国只能出现一个王选。

“很冷清的。”张连红描述王选身边的局面。表面上看起来各地都很支持，但实际上做的很少，王选每次去推动都很难，王选到了那里，很热闹，很支持，但王选一走就散了，实地进行调查的时候，就没人了。

然而，这正是中国社会目前所缺乏的机制。“这几年都在吵吵这件事，但没有办法解决，这不仅是出现一个赞助的企业家人群的事，更多的是要有鼓励出现这种机制的政府态度和相应的制度设置，这不是一个王选所能解决的问题。”张连红说。

值得欣慰的是，南京大屠杀研究中心目前接受了一笔华侨的资金建立了基金，这个基金是面向社会的，只要有志于搞南京大屠杀调查，经过申请和考核，就会得到资助。申请人可以是任何人，甚至老百姓出版一本自家的与南京大屠杀有关的书或者做一些更小的但有用的事，都可以申请。

口述细菌战历史已经进入倒计时，再过十年想做也不可能做了。人生不满百，那时候当年的亲历者基本上都不在人世了，一个时代的历史真相真的要被翻过去，永远都搞不清了。

王选非常清楚目前中国的局面，她非常着急。“她走得太快太急了，看到别人不理解，她很急，很焦躁。一急反而让人疏远她，而她就越感孤独。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生存方式，有自己的选择，你不能用你的方式来要求别人，你只能让他慢慢明白，然后成为同行者。如果你强求，人家只有远离你。”张连红以一个旁观者和相当熟悉王选的朋友身份这样评说王选。

王选的孤单是因为她睿智，是因为她清醒，是因为她对时局的判断。她永远急急地走在所有人的前面，她永远少有同行者。

txt小说上传分享

缺少学术上的后援（1）

细菌战研究之薄弱成为细菌战诉讼的一大掣肘因素。

20世纪50年代至80年代末的中国，对细菌战的了解只是零星的史料搜集，主要是各地文献档案馆、博物馆所编写的文史资料，细菌战受害地区的报刊或是各受害地区当时的防疫会议摘要、疫情通报和上级部门下达的电报令等，远远不能说明情况。就是这些原始资料，相当一部分还是到了90年代以后才公开的。到了90年代，出了一些研究专著，在文献史料、实物史料、口述史料等方面的搜集也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