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部分(第2/4 页)

，种种历史机缘成就了香港奇迹，使大英帝国可耻的没落最终上演了“共荣撤退”的一幕。阅读香港这十多年的历史，我每每感觉到英国人的政治德行也许在人类历史上，再也没有哪一个民族像英国人那样把政治变成赤裸裸的商业操作，看来亚当·斯密和洛克的自由主义才真正反映了英国人的民族性，说孟德斯鸠和托克维尔是英国式的自由主义，显然是一个误会。

（《大英帝国的瓦解》，张洪顺等著，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一九九七年版；《阅　读殖民地》，王慧麟著，香港：Tom出版公司二○○五年版）

在大陆思考海洋——香江边上的思考之四

强世功/著 原载《读书》2007年第12期

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中苏两党围绕着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一系列重大理论问题展开争论，最后发展为公开论战。这在国际政治史上也属罕见的举动。至今有许多人对这段历史感到难以理解。　一九八九年，邓小平在会见戈尔巴乔夫时也表示，“经过二十多年的实践，回过头来看，双方都讲了许多空话”。这句话一半是肺腑之言，一半是外交修辞。肺腑之言是因为主张实事求是的邓小平开始领导中国走向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不再纠缠“姓资”、“姓社”这些意识形态争论；外交修辞是因为邓小平将中国的外交政策从外张转向内敛，关注国内实力的增长。其实，邓小平当年直接参与中苏论战并颇得毛泽东的赏识，因为他深刻领悟到这场论战的性质。用英国艾德礼政府的话说，这是一场争夺人心的领土的战争。

在这场论战中，香港、澳门问题成为苏共及其追随者（如美国共产党）攻击中国共产党的一个重要理由。他们认为中国共产党为了经济上的利益，为了套取外汇，“同英美的资本和平合作，共同剥削劳动人民”；“在殖民主义的基础在全世界崩溃的时候，在中国的土地上还继续存在着诸如香港和澳门这样的殖民地”（《人民日报》一九六四年五月八日、七月十三日）。对此，中国共产党重申了香港、澳门问题是历史上遗留下来的问题，并主张是在条件成熟的时候，经过谈判和平解决，反问苏共：“你们提出这一类问题，是不是要把所有的不平等条约问题统统翻出来，进行一次总清算呢？”（《人民日报》一九六三年三月八日）这无疑是说要清算俄国与清政府签订的一系列割让中国领土的不平等条约。由此产生一个问题：为什么主张反帝、反殖民的中国革命，竟然要保留香港、澳门这块殖民地？“二战”结束后蒋介石通过罗斯福试图让英国归还香港但被丘吉尔断然拒绝，而此时毛泽东在延安对三位西方记者表示：“我们现在不提出立即归还的要求，中国那么大，许多地方都没有管理好，先急于要这块小地方干吗？将来可按协商办法解决。”（《毛泽东文集》，第四卷，207页）无论从马克思主义的民主革命理论，还是从民族革命的理论，都不能解释中国共产党对香港的政策。

其实，早在一九四七年丘吉尔发表“铁幕”演说之前，毛泽东在延安的窑洞里就在思考着“天下”，思考中国在未来世界战略格局中的位置。延安在历史上一直地处大陆帝国的心脏地带，南边西安是十朝古都，北边榆林是辽、西夏、金、元等各个少数民族与汉人进行政治交锋的边缘地带，而明、清两代使陕北从薄弱的边疆变为稳固的内陆，从而奠定了大陆帝国的基石。而身居内陆心脏地带的毛泽东早已把目光从香港、台湾这些海岛投向更远的世界。“中国革命是世界革命的一部分”，毛泽东不仅从世界革命的角度来思考中国未来，而且从地缘政治的角度思考着中国这个大陆国家与海洋的关系。而香港，无论在世界革命的意义上，还是在陆地与海洋的地缘政治意义上，都处在关键点上。当毛泽东一九四五年首次提出中国共产党的香港政策时，表明对中国未来在世界政治和地缘政治位置有了清晰的思考。

一九四九年，全国解放在即，斯大林派人来听取毛泽东对中国局势和未来走向的看法。毛泽东认为，大陆上的领土解放比较好办，比较麻烦的只有西藏，但西藏问题并不难解决，“只是不能太快，不能过于鲁莽”。≮墨斋　。。≯真正比较麻烦的是台湾，因为国民党会撤退到台湾，并受到美帝国主义的保护。因此毛泽东认为：

海岛上的事情就比较复杂，须要采取另一种较灵活的方式去解决，或者采用和平过渡的方式，这就要花较多的时间了。在这种情况下，急于解决香港、澳门的问题，也就没有多大意义了。相反，恐怕利用这两地的原来地位，特别是香港，对我们发展海外关系、进出口贸易更为有利些。总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