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样一种象征：面对苍天（即无穷的未知、无常的命运），两个灵魂决心携手前行，不是为了别的而是为了爱情，这种无以解释无从掌握的愿望只有神能懂得，他们既祈神的保佑也发誓不怕神的考验。另一种婚礼是在家里或饭店举行，请来的亲朋越多，宴席的开销越大，新郎新娘便越多荣耀。然后叩拜列祖列宗，请他们放心：传宗接代继承家业的子宫已经搞到。这也是一种象征，是家政取代爱情的象征，是求繁衍的动物尚未进化成求精神的动物的象征，或是精神动物退化为经济动物的象征。这样的动物终有一天会对生命的意义发出疑问，从而失落了原有的信仰，使政治和经济也萎靡不振。因为信仰必须是精神的，是超世务的激情，是超道德的奇想。

自言自语（5）

我很怀疑“内圣外王”之道可以同时是哲学又是宗教精神。我很怀疑这样的哲学能不被政治左右，最终仍不失为非伦理非实用的学术。我很怀疑在这样的哲学引导下，一切知识和学术还能不臣服于政治而保住自己的独立地位。我很怀疑这样的哲学不是“艺术为政治服务”的根源。我怀疑可以用激情和奇想治政，我怀疑单有严谨的政治而没了激情和奇想怎么能行。

我不怀疑，艺术有用政治也有用。我不怀疑，男人是美的女人也是美的，男人加女人可以生孩子，但双性人是一种病，不美也不能生育。我不怀疑，阴阳相悖相成世界才美妙地运动，阴阳失调即是病症，阴阳不分则是死相。我不怀疑，宗教精神、哲学、科学、政治、经济……应当各司其职，通力合作，但不能互相代替。

如果宗教精神丢失了，将怎样重建呢？这是个难题。它既是源于生命的热望，又怎么能用理智去重建呢（要是你笑不出来，我胳肢你你也是瞎笑，而我们要的是发自内心的真笑）？但解铃还需系铃人，先问问：它既是生命的热望，它又是怎么丢失了的呢？

在我的记忆里，五十年代，人们虽不知共产主义将怎样一步步建成（有科学社会主义，并无科学共产主义）。但这绝不妨碍人们真诚地信仰它，人们信仰它甚至不需要说服，因为它恰是源于生命热望的美好理想，或恰与人们热望的美好理想相同。但后来有人用一种错误的政治冒名顶替了它，并利用了人们对它的热诚为自己谋利（譬如“四人帮”），神不知鬼不觉地把它变成了一个坏迷信，结果人们渐渐迷失于其中，不但失去了对它的信仰，甚至对真诚、善良都有了怀疑，怎么会不疲沓不自卑不是一盘散沙？那么正确的政治可以代替它吗？ （正确的家政可以代替爱情吗？）不能，原因至少有三：一来，它们是运用着两套不同的方法和逻辑；二来，这样容易使坏政治钻空子（就像未经法律程序杀掉了一个坏蛋，便给不经法律程序杀掉十个好人和一个国家主席做了准备那样，给“四人帮”一类政治骗子留了可乘之机）；三来，人们一旦像要求政治的科学性和现实性（要实现）那样要求理想的幸福乐园，岂不是政治家给自己出难题？所以，当我们说什么什么理想一定要实现时，我们一定要明白这也是一个理想。理想从来不是为实现用的，而是为了引着人们向前走，走出一个美好的过程。这样说倒不怕人们对理想失望；除非他不活，否则他必得设置一个经得住摔打的理想——生命的热望使之然。不要骗着他活，那样他一旦明白过来倒失望得要死。让人们自由自在地活，人们自会沉思与奇想，为自己描述理想境界，描述得越来越美好越崇高，从而越加激励了生命，不惧困境，创造不止，生本能战胜死本能，一切政治、经济、科学、艺术才会充满朝气，更趋精彩完美，一伙人群才有了凝聚力。当人们如此骄傲着生命的壮美之时，便会悟出这就是理想的实现。当人们向着生命热望的境界一步步走着的时候，理想就在实现着，理想只能这样实现，不必抱歉。

这下就有点明白了，重建宗教精神得靠养，让那被掠夺得已然贫瘠的土地歇一歇重新肥沃起来，让迷失了疲乏了的人们喘一口气自由地沉思与奇想，人杰地灵好运气就快来了。

文学就是这样一块渴望着肥沃的土地，文学就是这样的自由沉思与奇想，不要以任何理由掠夺它、扼杀它、捆缚它，当然也别拔苗助长。不知这事行不行。

9。文学是创作，创作既是无路之处寻路，那么，怎么能由文学批评来给它指路呢？可是，文学批评若不能给文学指路，要文学批评干吗用？

文学批评千万别太依靠了学问来给文学指路（当然，更不能靠政策之类），文学恰是在学问大抵上糊涂了的地方开始着创造，用学问为它指路可能多半倒是在限制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