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镣铐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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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１９世纪后半期初步发展起来的资产阶级，渐渐在政治上分化为两个派别，即改良派和革命派（由于改良派主张君主立宪，又被称为立宪派）。

从帝国主义侵略和压迫下挽救中国危亡的命运，是这两个派别共同的出发点。改良派在１８９８年发动戊戌维新，他们不是要推翻清朝统治，而是要求皇帝实行“变法”

，按照资产阶级的方向进行某些政治改革。他们以为这样就能达到救亡的目的。戊戌维新失败后，特别是经过１９００年的事变后，不少改良派分子转而倾向革命。

资产阶级革命派方面，以较早的通俗宣传家陈天华为例，他这样写道：“这朝廷，原是个，名存实亡；替洋人，做一个，守土官长”。因此他把清朝称作“洋人的朝廷”。

“朝廷固然是不可违拒，难道说这洋人的朝廷，也不该违拒么？”

（１９０３年的《猛回头》）

革命派要推翻帝国主义竭力加以维护的反动的封建政府，因此他们实际上站到了与帝国主义对立的立场。

在１９０３年以后仍然坚持改良派立场的梁启超，成为同革命派进行激烈论战的主角。他反对推翻清朝的革命，为此竭力申述满洲人入关做皇帝并不能叫作亡国（见《新民丛报》８６期，《中国不亡论》）。

他认为，亡国的危险来自外国帝国主义，而亡国的危险对于汉人和满人是一致的。他说：“中国亡，则无汉无满，而皆无所丽”

，“满汉相阋，其结果必至于召亡”

（《新民丛报》８５期，《杂答某报》第四节）。

梁启超的这些话，不能说没有道理。但是，他并没有能在论战中占上风，因为他避开了一个基本事实：在清朝的统治下中国日益面临亡国的危险。革命派中虽然有人在谈到满汉关系时，表现出狭隘的民族情绪，但他们是反对清朝政府，而不是要“满汉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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哄“。

以孙中山为首的革命派断言，必须通过革命推翻已经成为帝国主义工具的清朝，才能救亡，才有可能摆脱帝国主义的统治而取得独立。这种主张显然是符合实际的，能够得到广大群众拥护。

第二，推翻清朝的革命又具有结束两千年来封建君主专制政治的意义。年青的革命家邹容在１９０３年所著《革命军》中，主张用革命推倒清朝统治以后，按照西方资产阶级的宪法建立一个中华共和国。他说：“中华共和国为自由独立之国”。孙中山在１９０６年指出，“我们推倒满洲政府”是一次“政治革命”

，其目的在于“颠覆君主政体”

，“建立民主立宪政体”

（《〈民报〉创刊周年庆祝纪念大会的演说》）。

以封建的土地所有制和小农经济为基础的君主专制政治在中国已经有两千年历史。在封建社会末期，虽然思想界开始出现怀疑君主政治的异端思想，但人们设想不出来用什么政治制度代替君主政治。为反抗封建统治而起来的农民，也不可能创建没有皇帝的民主制度。西方资产阶级的民主共和制度在１９世纪后半期开始为中国人所知道。

封建的卫道者认为这是“洋鬼子”的“无父无君”的邪道，新起来的资产阶级政治活动家和许多知识界人士则从这里看到了最高的政治理想。

资产阶级改良派和革命派一致歌颂西方的民主共和的国家制度，但是他们的态度又是不相同的。改良派认为，这种国家制度在中国还只是理想，不可能实现，中国只能实行所谓“君民共主”。因而他们要求清朝统治者实行君主立宪，或者实行所谓“开明专制”。他们认为，通过革命来实行民主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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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只会引起大乱，以致造成亡国的危险。以孙中山为首的革命派坚决驳斥改良派的这些说法。他们把民主共和作为革命的直接目的。这样，他们就赋予推翻清朝的革命以民主革命的内容，并以实现民主共和的理想来论证革命的必要性。

辛亥革命的结果并没有真正造成一个资产阶级的民主共和国。

在中华民国的招牌下，中国仍然是一个贫穷、落后、分裂、混乱的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康有为、梁启超认为，革命以后若干年的国事完全证明他们的预言是正确的。

但是，革命没有得到完全的成功并不能证明革命是不必要的，不可取的。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