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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青年》第一卷第一号，《独秀文存》卷一，３页）１９１７年有个读者提出”能否以孔子教义挽救世风浇漓，振作社会道德“的问题，陈独秀答复说：宗法社会之奴隶道德，病在分别尊卑，课卑者以片面之义务，于是君虐臣，父虐子，姑虐媳，夫虐妻，主虐奴，长虐幼。社会上种种之不道德，种种罪恶，施之者以为当然之权利，受之者皆服从于奴隶道德下而莫之能违，弱者多衔怨以殁世，强者则激而倒行逆施矣。以此种道德，支配今日之社会，维系今日之人心，欲其不浇漓堕落也，是扬汤止沸耳，岂但南辕北辙而已哉。

（《新青年》第三卷第一号，《独秀文存》卷三，５２页）

同旧道德家的说法相反，陈独秀以为，在封建礼教的权威动摇的情况下，“世风”

、“人心”并不是更坏一些，而是有了进步。他抨击传统的封建礼教是一种奴隶道德，这是五四时期举起民主和科学的大旗反对封建文化的人们一致的看法，这是击中要害的看法。

既然要推翻三纲五常、忠孝节义这些封建老教条，也就必然要把打击的矛头指向封建时代的圣人——孔子。

那时，所谓“孔教会”及其他类似组织正在大肆活动。孔教会成立于１９１３年，由一些封建的官僚、政客、文人组成。康有为是它的精神上的领袖。

它曾积极支持袁世凯称帝。

袁世凯死后，它仍鼓吹“定孔教为国教”

，主张在民国宪法上明定这一点。它的实际目的是要推翻民国。

１９１７年７月，军阀张勋和康有为合作演出了一场拥戴清朝末代小皇帝复辟的闹剧。

在１９１６年到１９１７年间，陈独秀写了好几篇尖锐的论文，抨击尊孔和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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辟，指明两者间是有密切联系的。他说：孔子生长封建时代，所提倡之道德，封建时代之道德也；所垂示之礼教，即生活状态，封建时代之礼教，封建时代之生活状态也；所主张之政治，封建时代之政治也。封建时代之道德、礼教、生活、政治，所心营目注，其范围不越少数君主贵族之权利与名誉，于多数国民之幸福无与焉。

（《新青年》第二卷第四号，《独秀文存》卷一，１２１页）。

吾人倘以为中国之法，孔子之道，足以组织吾之国家，支配吾之社会，使适于今日竞争世界之生存，则不徒共和宪法为可废，凡十余年来之变法维新，流血革命，设国会，改法律（民国以前所行之大清律，无一条非孔子之道）

，及一切新政治，新教育，无一非多事，且无一非谬误，应悉废罢，仍守旧法，以免滥费吾人之财力。

万一不安本分，妄欲建设西洋式之新国家，组织西洋式之新社会，以求适今世之生存，则根本问题，不可不首先输入西洋式社会国家之基础，所谓平等人权之新信仰，对于与此新社会新国家新信仰不可相容之孔教，不可不有彻底之觉悟，猛勇之决心；否则不塞不流，不止不行！

（《新青年》第二卷第三号，《独秀文存》卷一，１—１１２页）

当时，有些人说，三纲五常之说出于后代，并不是孔子的本意，“原始孔教”和后代的孔教是有区别的，孔子的思想是被后世的儒者弄坏了的。陈独秀不承认这种说法，认为“原始孔教”和后代的孔教并没有实质上的不同。他说：“儒教的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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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曰礼“

，而礼的用意就在于区别尊卑贵贱，“三纲”之说也就由此而起。

“此等别尊卑明贵贱之阶级制度，乃宗法社会封建时代所同然，正不必以此为儒家之罪，更不必讳为原始孔教之所无。”

（《新青年》第三卷第三号，《独秀文存》卷一，１０页）他反问说：如果孔子思想本身没有这样的内容，“汉唐以来诸儒”

，“何以独与孔子为缘而复败坏之也”？

（《新青年》第二卷第四号，《独秀文存》卷三，２５页）。

当时也有人说，孔子生于两千多年前，其思想当然不能合于现代共和政制，所以不应该因此加以非难，而应该承认他是古代一大思想家。

陈独秀对此答复说：其所以非难孔子，“非因孔子之道之不适于今世，乃以今之妄人强欲以不适今世之孔道，支配今世之社会国家，将为文明进化之大阻力也”

（《新青年》第三卷第六号，《独秀文存》卷一，１６８页）。他又说：“本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