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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去。烧粪便这活和洗衣服、帮厨及其他粗活一样，也是由我们雇的越南人干的。雇工们忠诚与否据称是由当地村长们调查过的。可是，天晓得在德普基地里乱跑的人中有多少在夜间替越共做事呢，包括村长们在内。

我们经常遭伏击，有时还挨上几发迫击炮弹和火箭炮弹的轰击。从德普出去的路每天早晨都得先经扫雷才能通行，因为越共夜间可能埋设地雷。虽然五角大楼高技术专家们正构想设计超尖端扫雷器械，我们部队采用的却是最实在的土办法。士兵们把一辆载重5吨的自卸卡车装满土，驾驶员挂上倒挡，顺着路倒着行进。倘若碰上地雷，车轮可能会被炸飞，车尾也有可能被炸坏，但汽车通常却能再修复。用这种办法排除路上的地雷，偶尔我们也损失一两辆汽车，但很少伤及驾驶员。

除了要整顿德普的营区之外，我还得出去，确保战地部队同样做好年检准备。有好几个火力支援基地和着陆区——龙、里兹、雪佛——分布在我们负责的区域内。8月初，我乘一架直升机去龙着陆区检查。我听说那儿的伙食设施不合标准，结果却发现伙食差在龙着陆区的问题当中是最微不足道的。我并没有指望能看到像美国本土那样的整洁卫生。尽管如此，所看到的一切让我大为震惊。走出直升机时，我差点儿被着陆场地随处堆放的锈弹药绊倒。卫生等于零，武器肮脏不堪，设备无人管理，人员的军容举止邋邋遢遢。自从美国顾问首次大批进入越南以来已有7年，东京湾决议之后进行大规模集结至今也过去了4年，战争结束仍然遥遥无期，纪律和士气显而易见越来越糟糕。我下达命令要求龙着陆区必须恢复良好状态，并告诉军官们我会返回来检查命令执行情况，随后便前往下一个地点。

这些兵其实都是好兵。与我国历史上为取得一个又一个胜利曾经战斗、流血、牺牲的美国青年人属于同一类人。他们的勇敢精神和战斗技术并不差，可是，仗打到这会儿他们缺乏鼓舞和目的感。在国内，政府想在尽可能少给国家添麻烦的情况下进行这场战争，没有征召后备役，没有征集支持战争的税收。家境好的子弟利用上大学可缓服兵役这一条来逃避服兵役。总司令L·B·约翰逊本人在任期结束时也将卷铺盖回家。接受援助的南越盟军开小差的每年多达10万人。那位飞行员政治家阮高其，尽管在我第二次去越南时已降为副总统，但34岁就由空军司令当上了南越总理。他娶了一个年轻的民航小姐，俩人坐着他的专机在全国到处兜风。她也穿着和他一样的丝绸飞行装，拖着一条长长的纱巾。阮高其说过：“我只崇拜一个英雄，那就是希特勒……不过，这里目前形势十分严峻，一个英雄是不够的。我们在越南需要有四五个希特勒。”1968年，每周200、400，甚至于500名美国人为之而亡的就是这么一种人当权的政府。尽管这些美国人与在福日山或诺曼底牺牲的人结局相同，但却缺乏目的的崇高性。

在战场上冒着敌人的炮火艰苦跋涉在草丛之中的士兵们是没有时间去相互敌视的。可是在德普这样的基地，种族分裂却日益严重，这完全和60年代开始困扰美国的种族分化相同。德普基地内有几十名等候被送往战场上去的新兵和在越南服役期将满等着回国的人。对这两组人而言，不存在什么共同的任务与共同的危险那种把人团结在一起的力量，代之而起的是种族摩擦。年轻黑人，尤其是应征入伍的士兵，认为这场战争若不是白人的事，就更不是他们黑人的事。这也难怪。他们回国后所得到的比白人更少。这一代黑人更容易被H·R·布朗的激情而不是被已故的马丁·路德·金的理智所打动。不过，不论是黑人还是白人都越来越憎恨当局为了达到危险而不明确的目的把他们困在这里。他们的头号目标是坚持下来活着回家。我住在一个大帐篷里，天天晚上都要挪动行军床的位置。这样做一方面是为了挫败打我主意的越共间谍，另一方面也是因为不能排除本营内部有人想袭击当官的。

在德普，生活的钟摆不可思议，可以从重复出现的老一套一下子摆到十分棘手的事情上去。一天下午，我正派人把可口可乐和啤酒用直升机运往各火力支援基地（这是副营长每天不敢疏忽的大事），洛德中校突然发来电报说，他在里兹火力基地遇上一场恶战，需要增援。我叫来一架“轻装直升机”，即只保留UH…1型直升机骨架的直升机。机上没有坐位，只有空舱和架在舱门上的2挺机枪。我让人装上5。56毫米步枪子弹和7。62毫米机枪子弹，贴着树梢出发了。将近黄昏时分，我们降落在里兹，之后赶紧卸下弹药。洛德面色阴沉，叫我把9名阵亡人员运回去。因为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