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降之气；冬月宜加苦寒之药，黄芩、知母之类，以顺冬沉之气，所谓顺时气而养天和也。

——《四时用药例》校点本第一册，第74　页

“顺时气”，即顺应四季阴阳升降沉浮的节气变化；“养天和”，即适

应节气的变化而达到人体内部的阴阳调和，避免“阴胜则阳病，阳胜则阴病”

（《素问·阴阳应象大论》）的病态出现，使人体始终保持“阴阳匀平，以充

其形，九候若一”（《素问·调经论》）的“平人”状态。

李时珍认为，人到中年，往往容易发生阴阳失调，三焦不利。他说：“凡

人中年，精耗神衰。盖由心血少，火不下降；肾气惫，水不上升。致心肾隔绝，

营卫不和。上则多惊，中则寒痞，饮食不下；下则虚冷遗精。”这时加能服用

香附子和茯神制成的“交感丹”，就可益肝补肾，起到固精延年的妙用。因为

香附子“气平而不寒，香而能窜。其味多辛能散，微苦能降，微甘能和”，能

促成阴生阳长，以养天和。（《莎草·香附子·发明·附方》校点本第二册，

第89O—891　页）他说，愚医不知调和阴阳之理，“徒知峻补下田，非惟不能

生水滋阴，而仅见衰悴”。（同上）

李时珍根据自己长期积累的医疗实践经验一再申述治病必须贯彻阴阳调

和的原则。他说：“上焦主纳，中焦腐化，下焦主出。三焦通利，阴阳调和，

升降周流，则脏腑畅达。一长其道，二气淆乱，浊阴不降，清阳不升，故发

为霍乱呕吐之病。”（《生熟汤·发明》校点本第一册，第408　页）治疗的

原则是要“分其阴阳，使得其平”。（同上）

在阴阳偏胜引起病症之后，人们或者“补阳而生阴”，或者“补阴而制

阳”，须根据不同病症施用不同的药物。人参和沙参，同样是补品，也当因

人而异。“人参，甘苦温，其体重实，专补脾胃元气，因而益肺与肾，故内

伤元气者宜之；沙参，甘淡而寒，其体轻虚，专补肺气，因而益脾与肾，故

金能受火克者宜之。一补阳而生阴，一补阴而制阳，不可不辨之也。”（《沙

参·发明》校点本第二册，第712　页）无论“补阳生阴”，还是“补阴制阳”，

最终目的在达到阴阳调合。阴阳调合，并不是否认矛盾，它是在承认矛盾、

正视矛盾的前提下，通过药物治疗手段，创造一定条件，促成矛盾的斗争和

转化而维持动态平衡。这同否认矛盾、否认矛盾转化的形而上学矛盾调和论

是不同的。中医学认为，人体正常情况下，尽管已保持着“阴平阳秘”，也

并不是就不存在矛盾了，只是阴阳的对立斗争维持一定的均衡状态，阴阳的

偏胜，没有达到超出“平人”所能适应的限度。即使出现了暂时的阴阳偏胜，

人体生理机能的自我调节作用，可以使它不致于发展到危害生理机能协调的

局面。这种观点，无疑是符合客观实际的。

（二）阴阳互制的药物配伍原则

李时珍还将阴阳观念应用于分析药物的性味及药物的配伍原则。

任何药物都有升降浮沉之气和辛酸苦甘咸之味。按照中医理论，升与浮

属阳，降与沉属阴。四气属阳，五味属阴；气之厚者属阳，气之薄者属阳中

之阴；味之厚者属阴，味之薄者属阴中之阳。酸苦咸诸味，具有收敛、沉降

作用，故属阴；甘辛之味，具有发散、升浮作用，故属阳。

根据以上基本原理，李时珍对许多药物的阴阳属性作了具体论述。然后

他在处方原则上，有意识地利用药物性味的阴阳偏胜，去矫治疾病过程中的

阴阳失调。

药物配伍中必须贯彻阴阳调和的原则。关于这一点，李时珍在《本草纲

目》中留下许多著名的典型分析，对后代学者大有启发作用。

他根据几种治痢的古方，细心剖析了其中阴阳配伍的奥妙，发人之所未

发。《黄连·发明》写道：古方治痢，香连丸用黄连加木香，姜连丸用黄连

加于姜，变通丸用黄连加茱萸，姜黄散用黄连加生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