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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是有没有持续下去的能力，另一个是应不应该持续下去。这些年我们的增长基本是投入型的，即靠增加生产要素的投入实现的高增长，并没有实现以技术进步为中心的高增长。资源是有限的，而且投入不断增长最终会引起边际收益递减。这种投入型增长没有持续的能力。在我们的增长方式没有完成转型之前，想要保持这种高增长显然是困难的。

即使这种高增长可以持续下去，我们也不能这样做。因为增长过热会引起各种问题，或者说只追求增长使我们忽略了其他问题，而这些问题的加剧会引发社会不和谐。与斯洛伐克这样增长率并不高的国家相比，我们的贫富差距太大了。不拿数字说话，就从社会现象来看，斯洛伐克没有我们这样的富人区，没有满街的奔驰、宝马，但也没有乞丐，没有生活难以为继的穷人。而我们一方面是富人的奢华，另一方面是许多尚为生计发愁的人。再从环境来看，斯洛伐克并不大，所到之处都可以说是山清水秀，而我们的环境破坏之严重恐怕在世界上也属于前列。增长是要付出代价的，任何一种经济都不能不增长，但在增长与代价之间要找到一个平衡。而且，增长的代价是递增的。

斯洛伐克是小国，而且有宗教信仰，并不想在世界上争强，进入第几名，整个国家，从上到下，心态都较为平和。我们是大国，当然不能运用他们的模式，但成为强国的理想太强烈了，也不见其就是一件好事。我们可以当强国，但不必要求在短期内实现，“大跃进”心态是有害的。我们完全可以把增长速度放慢，做好各方面的协调发展，不以快为目标，而以和谐为目标。当增长快引起各种矛盾时就把速度放慢一些。“欲速则不达”，或者说即使“速能达”，代价太高也不值得。

记得有一个诗人说过，“我们走得太远，太远，忘记了出发时的目标”。用在经济上，是不是可以说，我们增长得太快，忘记了增长的最终目标是建立一个共同富裕的和谐社会。增长并不是目标，而仅仅是手段。如果把手段当作目标，那最终就是一场悲剧。漫步在宁静的斯洛伐克，我悟出了，我们已经走得太远，忘记了目标是什么。现在该是清醒过来，反思一下三十年来所走过的路的时候了。

重温经济独立（1）

美国已故经济学家阿瑟？刘易斯由于对发展经济学的贡献曾在1979年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他关于无限劳动供给下经济发展模式的观点已广为人知，他提出的“刘易斯拐点”（从劳动无限供给、低工资不变，到劳动供给不再无限、工资要上升的转折点）今天仍被我们经常引用。但他的另一个基本模式观点，即发达国家剥削发展中国家，发展中国家一定要坚持独立自主发展经济的观点，却被遗忘了。

这种遗忘也是一种历史的必然。拉美的一些“左”翼经济学家把刘易斯的观点发展到极致。他们提出了中心…外围理论，把中心（发达国家）与外围（发展中国家）对立起来，提出了内向性发展经济的“进口替代”战略，即只进口生产资料以最终摆脱发达国家的控制。但在以后的实践中，力争融入世界，以“出口替代”发展经济的亚洲“四小龙”成功了，而实行“进口替代”的拉美国家却失败了。以后的全球经济一体化给发展中国家带来的利还是大于弊的。刘易斯和中心…外围论就被遗忘了。

“*”前的中国并不知道刘易斯，决策者也不懂中心…外围论。但总体方针是对外封闭。经济发展的方针是“独立自由，自力更生”。这话本来不错，但演变为政策就成了盲目排外。结果经济落后，沦落到被开除“球籍”的地步。改革其实是以开放为先导的。对外开放才有了这三十年巨大的飞跃。于是“自力更生”云云也被遗忘了。

过去把经济独立理解为封闭是一种误解，放弃这种观念，融入世界是一种历史进步。但全球经济一体化是有利有弊的。当然，利是大于弊的，所以，我们坚持开放的大方向。但对于弊亦不能等闲视之。这次美国金融危机对中国经济的冲击，也证明了这一点。因此，重温经济独立，就要考虑如何在全球经济一体化的格局下避免不利的国际冲击，保持本国经济的健康稳定发展。

保持经济独立就必须降低对外依附程度。世界上发达国家的对外依赖率（出口＋进口／GDP）最高的也不过25％，但中国的这一比例高达60％，出口对增长的贡献达35％。要保持经济独立必须把这一比例降至20％左右。这就是说，不仅在现在的经济困难时期，我们要强调拉动内需，而且要把内需为主作为一项长期的方针。我们是一个有13亿人口的大国，与那些小国不同。那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