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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三百万还是一百万，现在事情就因这数目僵住了。马他耳坚持三百万才肯干，而华西列夫只答应出一百万，于是争吵不已。最后，在哈桑·巴达维的调解下，马他耳很不情愿地答应减至二百万，不过要先付六十万作为预支款。对此，华西列夫感到很为难，说：“这事我个人做不了主，我得和别人商量一下，才能决定。”

华西列夫去向高米亚科夫请示，高米亚科夫尽管事先有亚历山大·萨哈罗夫斯基局长交的底，但心里还是感到不踏实，便于9月9日带了华西列夫搭乘苏联航班飞返莫斯科。因亚历山大·萨哈罗夫斯基不在苏联，他们便直接去向克格勒总部请示。

克格勒总部听完了他们的汇报后，开了一个紧急会议，订出了一个周密的行动计划，连同活动经费预算，送交政治局审核通过。

计划很快就得到批准，因为当时的苏联国防部长格列奇科十分焦急，要求克格勃不择手段，不惜代价，务必弄一架蜃楼式飞机回来。由克格勃研究订出的计划，政治局认为切实可行，并下令要高米亚科夫和华西列夫立即返回贝鲁特执行。同时，还讲明无论如何要把飞机弄回来。高米亚科夫和华西列夫当即飞返贝鲁恃，他们还带了一系列详尽细致的指示，这些指示是用俄文和法文写成的，以保证他们和马他耳都能了解得完全正确，不会有任何误解，导致行动上的差错。

9月中旬，他们回到贝鲁特之后，华酉列夫把马他耳约到他那间在离苏联大使馆三个街口远的苏联外贸团的公寓七楼的住所去见面。马他耳应约前来，华西列夫将他引入客厅，那里还坐着一个苏联人——高米亚科夫。

高米亚科夫对马他耳说：“我们已同意了你提出的二百万美元的要求，不过，讲到预支，按做买卖的常规，支六十万未免太过了点，还是按百分之十预支吧，那已是二十万了，足够你安家的了。”

马他耳无可奈何而又勉强地点了点头。

高米亚科夫于是问；“你打算什么时候实行这次偷机的飞行？”

“我10月3日预定要作一次训练飞行的。”

“好极了！到时候我们会做好一切准备接你的。另外，为了你妻子儿女安全，最好是在这几天把他们送到莫斯科去，你们今后一生就可以在苏联过着高枕无忧的豪华生活了。”

马他耳拒绝道：“不！我妻子不会到苏联去的，我讲老实话吧，我并不信仰你们的制度，我答应偷飞机只是看在钱的分上，并非出于什么思想认识的原因。我已同妻子商量过了，我们打算在瑞士过下半世。”

高米亚科夫对马他耳断然拒绝在苏联生活并不感到受窘，他预料到有这个可能，他在阿拉伯国家做过九年间谍工作，对阿拉伯人太了解了！于是，他说：“中尉，那是你的事，我管不了。你要到哪儿去随你的便，你为我们干好这工作就行了。我们会关照你下辈子的。当然，要是你欺骗我们的话，我们也会关照你下半辈子，要你的命的。”

马他耳冷冷地说：“我不在乎你说些什么，我会做我的工作，不过在我起飞之前，一定先得拿到那二十万美元。先讲明了，我可不要现钞，拿一大捆外币我无法处理，既不宜存银行，放在家里又怕被偷掉。再说，我不会分辨伪钞，谁知道你给我的现金是真的还是假的。”

高米亚科夫点头道：“也可以。9月30日晚上，我们在这儿再碰一次头，对飞行计划作最后一次讨论。支票，到那时会交给你的。”

克格勃的这次行动，直到那天晚上高米亚科夫和马他耳这次谈话后，才向苏联驻黎巴嫩大使萨巴瓦尔·阿兹摩夫透露。这位大使对此行动极为担心，立即指示大使馆二等秘书打了个电话给美国大使馆的政治官员，说大使先生由于身体不适而取消了原定在10月1日和美国大使的会见。对方问美国大使什么时候可以过访，这边的回答是“过了10月3日再说”。

9月30日晚上，马他耳中尉按约来到华西列夫寓所，和华西列夫、高米亚科夫进行起飞前的最后讨论。一见面，高米亚科夫便交给马他耳一张二十万美元的支票，是1969年9月29日由莫斯科人民银行过户的，写明支付给马他耳的父亲，那是马他耳要求的。高米亚科夫另外还给了马他耳二千五百美元现钞，说是给他太太在欧洲生活的费用。

华西列夫对航空方面比较熟悉，将克格勃关于这次行动指示的法文本慢慢读给马他耳听，讲清楚这次飞行的准确高度和航线：“在飞到一千米高度时，向贝鲁特机场控制塔报告，说发动机出了毛病，操纵舵失灵，然后发出紧急求救信号。在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