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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战初期红军刚改称八路军时参的军，先干侦察兵，三年后又当武工队长。当时胶东半岛上的日本鬼子和汉奸一听到他的名字就头痛，在他身上，有过不少类似李向阳的传奇事迹。全国解放后，倪炯敏改行搞公安工作，“文革”前夕奉调去了公安部。与其他刑侦专家相比，倪炯敏没进过专业学校，不是科班出身，但他有比较丰富的刑侦实践。所以，这次公安部派他来将军坟，只让他带了两名年轻的助手，有着要他“独挡一面”的意思。

据当时参加“2·28案件”的“先锋厂”公安处刑警董玉华回忆，倪炯敏的外形看上去不像是一个惯于深思熟虑的专家，倒像是一个惯于逗人发笑的相声演员。他来将军坟时，穿着一件敞怀的外套，五个纽扣已经掉了三个，一下车东张西望，然后嘟哝一句：“这地方瘴气很大。”然后就掏钱要助手去买酒。在接着举行的案情汇报会上，别人喝茶，他却喝酒。这别说在当时，就是在二十多年后的现在，也是需要足够的勇气和自信的，因为一旦案子无法侦破，喝酒就是一个原因，追究起来只怕是“吃不了，兜着走”。但是，倪炯敏后来把“2·28案件”侦破了，所以无人指责他。倒是后来聂荣臻元帅听说倪炯敏喜欢喝酒，特地派人送了两瓶茅台酒去。

倪炯敏听了案情汇报，没发表什么意见，只是问了几处细节，然后说：“让我先考虑一下。”

吴荣德等人认为倪炯敏喝了酒，加上旅途劳累，要休息了，便把他送往卧室。但他并没有躺下，连坐都没坐，就在室内绕着圈子踱步。他的两个助手小唐和小金就在外间整理先前的会议记录。

大约过了两个钟头，倪炯敏去见吴荣德，要求去“先锋厂”见见曹秋林和曾厚望。吴荣德当下便亲自驾车陪送而去。

机要通讯员曹秋林被软禁在“先锋厂”公安处，昼夜有人监护，不禁忧心忡忡，一天到晚长吁短叹，一直在打听案子侦查情况，当然不会有人告诉他。此刻他听说来人是公安部专家，料想案子还没侦破，脸上马上出现了一阵绝望的阴云。

倪炯敏安慰他：“不要紧，我们会尽力侦查的。我来找你，就是侦查工作的一部分。我想听你把你从基地接受任务一直到现在的情况源源本本说一遍，说得越详细越好，我有足够的耐心听完。”

曹秋林遵嘱，把情况说了一遍，整整说了一个钟头。倪炯敏听得很仔细，但脸上并不是一副一本正经的样子，偶尔还打几句哈哈。听完，他安慰了曹秋林几句，便去找曾厚望了。

曾厚望是个四十多岁的瘦高个子，以前长期干部队保卫工作，五十年代后期调入核试验基地保卫部工作，从1960年开始就担任机要通讯员，从未出过差错。这次密件失窃责任不是他的，也没对他进行隔离审查，但他难受得难以名状，整天待在“先锋厂”的内部招待所房间里唉声叹气。倪炯敏和曾厚望见面，没多说话，只听他叙述了有关情况：2月15日，曾厚望和曹秋林抵达“先锋厂”，当天即去研究所办了手续，把带来的试样放进了研究所的保险箱。

曾厚望是兰州人，以前从未到过西南，难以适应将军坟地区的气候水土，抵达“先锋厂”后的第三天，就出现了病病恹恹的症状。

研究所领导知道后，马上让他去“先锋厂”研究所医务室去治疗。

当时，他们不知道因为试剂的原因，要推迟获得分析结果。所以，曾厚望不肯输液，只配了点药，他特地向医生说明：这是水土不服引起的，他在20日、21日将离开“先锋厂”，届时会不治而愈。服药以后，头两天情况有所好转，到了3月19日却突然腹泻，一昼夜泻了二十多次，不思饮食，头昏脚软，只得卧床输液，两天后方有所好转，但仍须每天去医务室打针。这时，他们已经知道试剂一事，估计要到月底才踏上回程。曾厚望恐怕误了归期，严遵医嘱，每天去向医生报到，老老实实吃药打针。尽管如此，恢复得仍旧很慢，到了2月27日中午，曾厚望突然再次腹泻，这次更加厉害，还伴有腹痛，于是只得再次卧床输液。由于基地急等密件，经请示获准，决定曾厚望留下治疗，由曹秋林一人携密件返回。曾厚望直到3月2日方才痊愈，他知道此时不宜离开这个是非之地，况且基地也没命令他回去，所以就留在“先锋厂”，过着度日如年的日子。

曾厚望说完，不住地摇头：“唉——，我这身体……若我这次不生病，那就不会出事，两个人上路，警惕性就高，双保险，扒手别想动脑筋！”

倪炯敏问：“你这次究竟生了什么病？”

“我这身体应该说是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