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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到，决定开始实施脱逃。

费磊瞅准追捕人员都去吃饭，外面只留下那个天津女民警的机会，走到门口提出要上厕所。那个女民警让他等一会儿，他不肯，摆出一副准备大吵大闹的架式。车站派出所的一个民警见了，便带费磊去。到了厕所门口，那个民警用钥匙给费磊开手铐。刚刚打开一个箍套，费磊突然蓄足劲道把一大口口水吐向对方脸部，随后拔腿便跑。

那个民警被口水蒙住了眼睛，伸手乱抓了一把，没揪住费磊。

待到擦去口水，定睛一看，费磊已经逃出十几米开外，马上紧追不舍。费磊接连蹿过几条横道线，来到一列停着的货车前，这是最后一条铁路了，过了这条铁路翻过不高的围墙，就算逃出车站了。费磊毫不犹豫，低下身子往车底下钻，想钻过列车，攀墙而逃。后面追赶的那个民警看见列车前方已经亮出了开车信号，不禁大惊，连忙扯开嗓子发出警告：“别跑！危险！”

但是已经迟了，费磊整个身子此刻早已钻进货车底下，就在这时，列车启动了。于是，悲剧发生了！

费磊之死对于博索安五人来说，是一个严重的刺激，他们在接下来的旅途中，几乎没吃一点东西，每个人都呆呆地坐着，神情木讷，形如木偶。追捕人员从人道主义出发，自己掏钱买了烧鸡，分给五个犯人吃，免得他们饿出病来。

1968年5月6日下午，傅索安一行被押到了额尔古纳左旗公安处所在地根河，囚于公安处看守所。傅索安作为首犯，仍是单独关押。当天晚上，看守所把他们五人开出去，带到了一间会议室样的屋子里，由公安处一位干部对他们进行教育。原来，工作组知道傅索安一行已经押解来后，决定在5月8日、5月9日两天举行现场批斗会。公安处方面担心在押解途中出事故，所以派干部对傅索安五人进行教育。干部在教育中宣布费磊已经自绝于人民，警告其余五人不要走费磊之路，还说这是边境地区，军警民的革命警惕性极高，要想逃脱那无异于是白日做梦，痴心梦想！

这次教育对于傅索安来说，是一个提醒，但并未打消她脱逃的念头，而是提醒她应当谨慎行事。当天晚上，她开始盘算如何利用这次难得的机会实施脱逃，以及脱逃成功后的去向，她决定游过额尔古纳河，逃往苏联。至于逃过去之后的事，傅索安不去考虑了，她认为自己如若不逃也是死路一条，逃过去最坏的打算也是死，扯平。如果不死，则是她的福分了。

次日一早，傅索安、金国安、陈冬芳、王慧珍、李白波五人仍被扣上手铐，押上警车。经过长途行驶，于当夜押抵奇玛村。押解民警从安全角度考虑，停车后没让押解对象下车，就在车上待到天明。

1968年5月8日，工作组在鲍家庄召开批斗会，对傅索安等六个“黑手”的罪行进行揭发、批斗。鲍家庄的社员对“黑手”恨之入骨，除了口诛，有少数人还跳上批斗台以暴力教训这五人，就像当年对付地主恶霸一样，要不是押解民警尽力阻止，五人没准都是直着上台，横着下台。五人中傅索安因是首犯，接受的教训最为深刻，等到批斗会结束时，她的半边脸面肿得像发面，一只眼睛呈青紫色，鼻子淌血，头发也被拉掉了一束。

批斗会结束后，傅索安五人被押回奇玛村，这天晚上他们被关押在原先他们所居住的集体户里。

奇玛村的社员对“黑手”的看法和鲍家庄不同。他们认为傅索安等人如此作为是为了奇玛村，并非为他们自己。因此，尽管他们一方面出于无奈接受工作组的命令安排5月9日将在奇玛村召开的批斗会，另一方面则尽可能给傅索安几人以照顾。傅索安五人刚被押回集体户，已撤去生产队长职务的李能达和妻子郭菊花，以及其他一些社员就拿着鸡蛋、鸡汤、肉包子、饺子等来到集体户。

郭菊花见傅索安被打成这副模样，马上让人叫来生产队卫生员，给干女儿治疗。

公安人员对于奇玛村社员和犯人的接触采取眼开眼闭的态度，这倒不是他们同情傅索安等人，而是怕困阻止这种接触而和奇玛村社员发生矛盾，惹出些什么事情来。但是，这种宽容是有限度的，一小时后，公安人员就相当坚决地劝社员离开集体户，并且不许在外面停留。接着，公安人员开始安排警戒措施。

本来，公安人员是有设想请奇玛村方面派人协助值夜看守的，但是，先前这一幕使他们对这个想法产生了动摇，生怕协助看守的社员制造机会让犯人脱逃。这样，全部看守任务便由他们自己担任。集体户一共有三间屋子，东、西两间是卧室，中间一间是客堂，公安人员把傅索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