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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好给“山下派”暂作议事之地。

六人中，只有陈冬芳、傅索安知道发生了什么事，金国安四人还懵里懵懂，傅索安说：“发生了一点事情，先由陈冬芳把情况说一下。”

陈冬芳把情况说了一遍，那四人顿时紧张起来，王慧珍吓得脸都变色了。傅索安镇定自若，目光闪闪，扫视五人，说：“大家不要害怕，现在事已如此，怕也没用，不能解决问题。我们自己应当有个主张：第一，我们‘山下派’搞的是革命行动，并非是违反‘十六条’、‘军委九条’以及毛主席革命路线的反动行为。第二，张厚石是不折不扣的历史反革命分子、牛鬼蛇神、无产阶级专政对象，这样的人，别说自己发病栽倒了，就是活活打死也没什么的。运动开始到现在，全国哪个省哪个城市不打死几个个鬼蛇神‘黑五类’分子的？所以，我们并没有犯什么错误。至于公安部调查，那肯定是张厚石有其他事情，隐瞒了历史问题什么的，这与我们无关。”

傅索安如此这般说了一番，总算把那几位说得稍稍心定。接着，大家商量如何应付眼前这一幕。议来议去，决定照傅索安提出的办法做：五人先去郊区躲避一下，留下陈冬芳利用父亲职务之便探听消息，看情况变化再作计议。

金国安说：“就去大沽口我伯父家吧。我伯父没儿子，挺喜欢我，老叫我去要。他那里庄户人家，住房宽敞，我们去也住得下。”

傅索安说：“就这样吧，大家回去一趟，带些日用品衣服什么的，对家里人说去保定串连了，几时回来没准。国安你把你伯父的地址留给冬芳。”

傅索安回家后，可能意识到这次离家要在外面待很长一段时间，便把父母抽斗里的现款三百五十元全都取走了，另外，她还带上了担任“横空出世造反总部”常委时搞下的一本空白介绍信。这介绍信为“山下派”后来去内蒙古农村安家落户提供了方便。

当天下午，傅索安、李白波、费磊、王慧珍、金国安来到了离天津市区百余里的大沽口农村，在金国安的伯父家住了下来。那里位于海河入海口，附近就是曾闻名中外的大沽口炮台。这几个城里学生乍来乡村，甚是新奇，忘却了面临的处境，村里村外到处乱转，嘻嘻哈哈闹个不停。只有傅索安没有参加，也不出门，整天缩在她和王慧珍住的那间小屋里，或坐或躺或踱步，一副专心考虑问题的样子。据她后来在苏联对也曾是中国知青身份的克格勃特工胡国瑛透露，那几天里她在考虑前途问题，“感觉到在世界观转变上有了一个难以置信的升华，这是一种成熟”。

这种“成熟”很快就有了发挥作用的时候——三天后，陈冬芳突然来到大沽口，带来了一个在傅索安意料之中但还是使她有些慌张的消息：侦查触角已经伸向傅索安！

原来，公安机关投入力量侦查这起谢富治交办的案子后，先是去了张厚石家，想弄清是谁揪走了张。但是，傅索安一行去张家时，张家只有张厚石一人，无人能提供这一情况。侦查人员又向张家的邻居了解，也没得到什么线索。于是，改变方向，向小学校的老校工调查。那老校工只在傅索安几个把张厚石押进学校时和这一行人打了个照面，起初只说得出是几个男女红卫兵，后来经过侦查人员耐心启发，才回忆起为首那个女红卫兵“好像有些面熟”。

进一步回忆，又说“大概就住在附近”。侦查人员再请老头子回忆，他却无论如何也提供不出新的线索了。

侦查人员于是开始发动群众，在以小学校为中心的方圆二公里范围内进行查摸。排出了大约二十来名嫌疑对象，傅索安便在其中。侦查人员之一陈明忠是认识傅索安的，因为她是陈冬芳的同学，这天在饭桌上便向女儿打听傅索安的近况奇书Qisuu网。陈冬芳一听便知道坏事了，佯作镇静敷衍了几句，待父亲一走，马上奔大沽口来报警。

当下，傅索安听了陈冬芳的一番叙述，强迫自己压下心头涌起的惊慌，说：“没关系，意料之中的事，我已有了思想准备，他们迟早要找到我们的。”

陈冬芳说：“我这就赶回去，再打听打听情况。”

傅索安说：“你不要回天津了，你一回去，多半就会被公安局抓去！”

陈冬芳吓得脸色惨白：“这……这是怎么的？”

应该承认，傅索安在同龄人中确实属于思考问题方面的佼佼者，她对面临的情况进行了分析：公安局侦查案子，只要到了已有确凿怀疑目标的地步，案子就差不多要侦破了。她傅索安住得距张厚石最近，应当是二十来个嫌疑者中的一个重点怀疑对象。而且，由于其他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