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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和演剧般，结局无论悲喜，总是空的呀！并且爱恋的花，总是衬着苦恼的叶子，如何跳出这可怕的圈套，清静一辈子呢？”一次“四公子”在王世瑛家聚会，横卧在一张大床上聊天，庐隐就这揪心的烦闷征求朋友们的意见。她说：“我倒没什么问题，退婚罢了，就是郭梦良不忍抛弃无辜的妻子。”3个好友尽谏诤之责，几乎众口一词：请她慎重考虑。庐隐也感到人言可畏。她曾想离开郭梦良，可又禁不住郭梦良的一往情深。她实在割舍不下。

自古红颜多薄命——悲情庐隐（3）

1921年庐隐加入了茅盾、郑振铎创组的文学研究会。她是第一批会员，登记的序号是13，是继12位发起人之后的第一位，也是首批21位会员中唯一的女作家。她的《一个著作家》经郑振铎推荐，已在全国最有影响的茅盾主编的《小说月报》上发表，大大地鼓舞了她创作的自信。她由此正式开始她的文学生涯。

庐隐就是庐隐，独一无二的追求个性解放的新女性。面对家人的责难，亲朋的嘲讽和世人的唾骂，她竟向郭梦良坚定地表示：“只要我们有爱情，你有妻子也不要紧。”一语惊天下。庐隐一意孤行，于1922年夏在上海与郭梦良以“同室”的名义结婚。这一惊人之举震动了文坛乃至社会。

然而，新婚的欢乐是短暂的。婚后，庐隐与郭梦良遵郭父之命回福建老家探亲，与郭的发妻同住在一间屋檐下。自尊心极强的庐隐这才体会到“做小”的尴尬和卑微。她遭受到冷遇、歧视，犹如掉入绝望的深井。我行我素惯了的庐隐忍受不了“胯下之辱”，1924年，她在致好友程俊英的信中辛酸地哀叹：“……过去我们所理想的那种至高无上的爱，只应天上有，不在人间。……回乡探视，备受奚落之苦，而郭处之泰然。俊英，此岂理想主义者之过乎？”愤懑郁结在胸。

悲哀的是，本生活在北京的庐隐的母亲黄夫人，从内心是爱女儿的。当初庐隐执意与林鸿俊订婚，她做了让步，为成全女儿，她将私蓄2000元托亲戚之名，资助林鸿俊上大学。可到后来，庐隐闹退婚。也罢。竟下嫁一个有妇之夫“做小”。庐母遍受亲友、街邻的冷嘲热讽，无地自容，不得不迁回老家，终日郁郁寡欢，不到两个月便告别人世……

庐隐与郭梦良又回到上海，郭梦良忙于自己的事业，创办上海自治学院，研究人生哲学，编辑《人生观大论战》，忙得席不暇暖，无法陪伴庐隐。是时女儿出世了。庐隐在致程俊英的信中大叹苦经：“我现忙于洗尿布，忙于柴米油盐，而收入甚微，不得不精打细算。营养不良，我们身体都欠佳。啊，这就是人生！”厄运接踵而来，郭梦良本就有肺病，由于积劳成疾，一病不起，于1925年10月6日撒手人寰，把10个月大的女儿郭薇萱留给了庐隐。面对灭顶之灾，庐隐硬撑着把郭的灵柩护送回福建，与郭的父母及发妻在一起生活了度日如年的8个月。她揽镜自怜：“我常自笑人类痴愚，喜作茧自缚，而我之愚更甚于一切人类。”在精神濒临崩溃的边缘，为了生活，庐隐于1926年夏回到北京师大附中教书，与好友石评梅成为同事。石评梅的情人、*一大代表高君宇病逝，葬于北京陶然亭。庐隐以此为素材，写了《象牙戒指》。庐、石同是天涯沦落人，她俩终日以烟打发时光，以酒遣愁。或去陶然亭面对垒垒荒坟，放声痛哭；或强作欢颜，狂放高歌，游戏人间……郭梦良死后，庐隐写了啼血文字《郭梦良行状》，三周年时又写《雷峰塔下——寄到碧落》，以“这断藕的残丝”，敬献亡夫的在天之灵。

毁灭的打击是接二连三的，1928年9月30日，庐隐最亲密的挚友石评梅患急性脑膜炎猝亡。庐隐深悟到生命的脆弱如荷叶上的露珠，绝望中感叹“死比生乐”。

这时的庐隐虽是孤雁一只，但她的声名还是招来一些形形色色的追求者。一个在政法大学读书的叫瞿冰森的青年，是郭梦良北大好友的弟弟。在一次宴会上他与庐隐邂逅，对庐隐寄予很深的同情，关心、体贴、劝慰庐隐，并向她表示爱意。庐隐干涸的心田自然希望得到爱的雨露，但她考虑自己的处境，有点自卑，觉得“我不应当爱他，也不配承受他的爱”。她抑制情感的依恋，理智地拒绝了他。可瞿冰森并不理解庐隐的良苦用心，反用刻薄的语言讥讽她。卑鄙的是瞿竟带着一位靓丽的少女到庐隐面前炫耀，刺激她。庐隐被击垮了，她真想一死了之。

自古红颜多薄命——悲情庐隐（4）

“小爱人”李唯建

庐隐新寡时已年届30，本就其貌不扬，加之心灵上斑痕累累，她已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