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丈夫，“横梃追入，竟即翁侧捉而箠之”。丈夫见了她，像小鸡见了老鹰。江城用自己的泼悍，将封建家长的威势，三从四德的法规，至高无上的夫权，统统踩到脚下。江城之“悍”，用到公婆身上，用到父母身上，用到丈夫的朋友身上，导致公婆与她分家，父母被她气死，朋友们再也不敢登门。江城的“悍”，照蒲松龄构思乃前世注定，因为江城前身是佛前小鼠，被高生的前身踏死。但在一定程度上，江城的泼悍是封建时代的妇女对压迫的畸形反抗。蒲松龄曾在“异史氏曰”说：“每见天下贤妇十之一，悍妇十之九。”他还曾在《夜叉国》中说：“家家床头，有个夜叉在。”封建纲常越来越显示其软弱性，越来越受到妇女的各种形式的反抗，耍泼施悍玩嫉妒，是不得不采用的手段之一。

江城驭夫，“妒”是主要特征。江城之妒，是妒之极，也是妒之智。江城的丈夫属于那种“既熊又不老实”的角色，他两次“红杏出墙”都被江城捉个正着。第一次，江城得知受父母之命跟她分居的丈夫通过李媪招妓，就机智地先制服李媪，从媪的“神色变异”断定她心中有鬼，用语言恫吓，尽得高生荡行始末；

然后她冒充高生喜欢的“陶家妇”亲自侦察，“生喜极，挽臂捉坐，具道饥渴。女默不言”，平时暴跳如雷的江城居然能如此沉着，如此耐心地让高蕃把心里话都说出来，完全抓住其把柄，再出其不意地后发制人，真是一次成功的偷袭！第二次，江城的“化装”侦察更成功，高蕃托辞参加文社，去招妓饮宴。江城立即扮成美少年，自始至终盯着高蕃，仔细地看高生如何与妓女调情：“对烛独酌，有小僮捧巾侍焉。”她装扮得如此高明，人们皆认为这是一个洁身自好的书生，“众窃议其高雅”，连做丈夫的都没有识破她的化装术，一直在那儿与妓女“倾头耳语，醉态益狂”。一切破绽都落入“胭脂虎”眼中，高生只好老老实实地回家，“伏受鞭扑”。江城之悍、妒，无所不现其极。而这悍、妒，始终同江城的聪明机智、工于心计并存。

江城对渔色丈夫惩戒本无可厚非，但她的虐待狂又令读者怵目惊心：“摘耳提归，以针刺两股殆遍。”江城之“妒”，是占有欲的表现，也是刚强的妻子对二三其德的丈夫的有力报复。这“妒”，几乎可以说是男女不平等的婚姻爱情中女性的自觉反抗，正如江城不合情理之“悍”，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是对封建宗法制以毒攻毒。但是根据作者的正统观——男子可以寻花问柳，女子却必须不妒；家长可以随意干涉青年夫妇，直至“出妻”，妇女永远要俯首贴耳——江城当然是妒妇、悍妇，是不可容忍的夜叉。

《歌德谈话录》有言：“艺术的真正生命正在于对个别特殊事物的掌握和描述。此外，作家如果满足于一般，任何人都可以照样摹仿；但是如果写个别特殊，旁人就无法摹仿……每种人物性格，不管多么个别特殊，每一件描绘出来的东西，从顽石到人，都有些普遍性。”聊斋“胭脂虎”似的妒妇，就是很别致的“个别特殊”。除江城之外，还有《马介甫》的尹氏，《邵女》的金氏，《阎王》里的嫂子。似乎蒲松龄对妒妇有特别浓厚的兴趣，《马介甫》篇末还集中了中国古代关于女性妒嫉各种典故的来源，一句一典，如数家珍，几乎成为一篇文言“中国妒妇史”，对此社会现象有研究兴趣者不妨一读。

姹紫嫣红的爱情百花园（7）

聊斋爱情的重要特点是它不像话本小说那样，纯粹写实，述说男女间悲欢离合，而是着眼于诗意美和空灵美的创造，聊斋爱情常有诗意化氛围。《晚霞》像是歌舞剧，晚霞在龙宫一出现就带着迷人的风采：“振袖倾鬟，作散花舞，翩翩翔起，衿袖袜履间，皆出五色花朵，随风飏下，飘泊满庭。”晚霞和阿端的幽会

地点是地上的莲花池，叶大如席，花大如盖，落瓣堆梗下一尺多高，荷叶幛蔽，莲瓣铺地。《白秋练》写书生和白暨豚的爱情，他们以诗传情，以诗疗病，诗和爱情构成男女主角的生命主体。《宦娘》写人鬼恋，音乐和爱情构成男女生命的主体。其他一些聊斋名篇《连琐》、《荷花三娘子》、《西湖主》都情景交融，像一幕幕诗剧，一幅幅美丽的水彩画。

歌德说：“诗人之所以是诗人，就因为能从平凡中发现诗。”蒲松龄之所以是个了不起的小说家，在于他能从各种各样的爱情中发现诗，用诗化笔触描写爱情。

当然，聊斋爱情有鲜明的封建特点，蒲松龄欣赏男性中心，欣赏嫡庶和美，双美一夫，强调“不孝有三，无后为大”。聊斋写过不少“双美”故事，两个女性跟同一位男性发生感情纠葛，或者“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