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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生只好开些安神的药，全是中药。于是家里整天弥漫着煎中药的味道，砂锅煮坏了两个。可怜我小小年纪，吃中药的功夫倒练出来了。那褐色的，苦苦的液体，闻着就够了，偏要早早晚晚咕嘟咕嘟地灌下肚去，喝完一抹嘴，颇感悲壮。大夫开的药中有黄连粉，需空口吃，而七十年代末，市场上还买不到胶囊，所以只好用汤勺盛来往嘴里送。

那些黄黄的粉末铺天盖地地粘在口腔里，一点点溶化在舌尖上，真是“苦”不堪言哪！药帖里还有一味是酸枣仁，爸爸在各处药店里寻找不得，便一趟趟骑了几个小时的自行车到京郊的山村里去打听。有时候，他干脆随药农直接上山采撷。我妈妈呢，特意买了本当时很流行的《赤脚医生手册》，有关失眠的那几页文字，她倒背如流，但我的“脖依然治不好，倒是她照书上其他章节所言略加实践，就医好了爸爸长年的脚气。

那时候，每到夜幕降临，全家三口人就进入紧张状态。爸爸妈妈担心我睡不着，随时留意我的动静，弄得我连翻身都不敢。他们教我数数，可我刚数到三，就联想起三毛，“人怎么会就正好长三根毛呢？还不如一根也不长呢。”这样又想起了和尚，然后是唐僧、孙悟空、动物园里的猴山，别忘了还有会作揖的黑熊。。这样一路想下去，哪还有什么睡意。明明睡不着，却又要闭着眼睛装睡，一家人关了灯，连大气都不出，你说多受罪！

最后，从小带过我的外婆被搬来做救兵。天性爽朗的她决不相信我一个小孩子会得什么失眠症，反而责怪爸爸妈妈过于小心：“从前一家七八个孩子，还不是粗放放就长大了。如今只有一个孩子，倒不知该怎么带了。让澜澜多出去玩坑，玩累了还有睡不着的？”

你说有意思不，从外婆来的那个晚上起，我天天睡得香极了，即使外面唱大戏，我都不会醒的。

生长在北京的孩子大抵都有“光顾”北京儿童医院的经历。那里的候诊室给我留下的印象最深：襁褓中的婴儿，蹒跚学步的幼童，即使发烧也要来回奔跑玩耍的少年，。。那空间充满了孩子的哭闹声，护士的叫号声，父母的抚慰声和斥责声，还混合着来苏水的味道，真是一幅难忘的景象。

那里是我小时候怕去的地方，想不到如今我成年了，依然怕。曾经在我眼中又宽又高的台阶，已经变得低窄，一步可以跨两级；被无数孩子当作滑梯的楼道扶手，光亮亮的，大概也已经被更换过了。但孩子们、大人们的各种声音依然汇合成那种熟悉的交响，来苏水的味道也依然浓烈。我深深敬佩儿童医院的医护人员，他们一定有超凡的爱心和耐心，才能日复一日地守候在那里，医治一个个病痛的小生命。

然而，如果你拾级而上，到了三层，周围一下子就变得安静起来。这里，就是病房了。

一天，电视台的一位女编导找到我。她的女儿最近住进了儿童医院，邻床的一位得了白血病将不久于人世的小病友得知她在中央电视台工作，便请求见见“杨澜阿姨”。

病房里排满了一张张小木床，那些大大小小的孩子们，吊着针，裹着纱布，直瞪瞪地看着我。记得小时候由于发育速度过快，引起腿关节疼痛，医生曾怀疑我得了骨癌。母亲说，她第一次看见坚强的父亲流了泪。那不过是一场虚惊，而眼前这些病恹恹的孩子，却己被证实患了癌症，而且是死亡率极高的血癌。那些坐在他们的床边，手里举着玩具、连环画和糖果的家长们，又该如何度日呢？

那位一直想见我的女孩子惊喜地叫起来。我递给她几件电视台的纪念品，无非是圆珠笔、小别针之类。她兴奋极了，骄傲地向其他孩子展示着，然后从枕下取出准备好的笔记本，请我给她写几句话。

天知道当时我多么踌躇！我不知道该在她正飞逝着的年幼生命中留下什么。女孩说：“这一个星期我一直在打吊针，不能下床，所以隔壁的小朋友看《正大综艺》时，我只能听着。”

我忙说：“等你出院了，我请你到演播室来看现场做节目，好吗？”

“真的吗？杨阿姨，我可听话了，肯定守纪律。护士阿姨都说我勇敢呢。”

她说着露出两条细胳膊，上面满是针眼和瘀紫。我轻轻抚摸着，更不知该写些什么了。这个女孩子，多么乐观，多么开心，倒是她应该给我写点儿鼓励的话。

最终，我在那本笔记簿的扉页上写下：”爱你，我的小天使！”

在我临出国前，我又独自去过那个病房。我带去了两大桶冰淇淋，孩子们你争我抢，吃得很有滋味。但同样的床铺上住的是不同的孩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