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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美国社会在二战后的强盛中滋生了一种“世界即我，我即世界”的自我封闭意识。我国某部长一九九四年访美时，美国《时代》杂志的董事长曾问他：“请问你们中国的媒介什么时候开放呀？”该部长回答说：“中国的电视中有30％的节目是从世界各地引进的，而美国主流电视中有多少外国节目呢？到底哪个媒介更开放呢？”一九九六年，《杨澜视线》节目的一个话题是一个调查，看看中国和美国十四岁的中学生（二○○○年中学毕业），谁更了解世界，结果表明，中国学生对世界历史、地理及科学方面的知识远远超过美国学生。一个中国学生可以用英语回答出美国的第一任总统乔治·华盛顿的名字。而不少美国中学生却说不出上海是哪个国家的城市。美国，该为自己下个世纪主人的知识素养操一点儿心了。

在这个文明互相撞击的时代，无论东方还是西方都需要面对现实。想拒绝冲击是不可能的，想放弃根脉也是愚蠢的。我想起明子的那句话：“重要的是做一个完整的人。。。文化是相通的，只不过人们给它们取了不同的名字。”

此时，在我眼前出现的是欧亚大陆交界处的山脉和海水。我想，深厚的文明是经得起碰撞的，它反而因为对手的势均力敌而更显存在的价值。交锋处，自会山岭巍峨；相融处，又何妨柳暗花明？

让我再回到在土耳其的旅行吧。在它的首都——伊斯坦布尔，我游览了具有二千五百多年历史的圣索菲娅清真寺。它建于东罗马拜占庭时期，当时是一座东正教教堂，十五世纪奥斯曼土耳其帝国定都伊斯坦布尔（当时称康斯坦丁堡），遂将它改建成清真寺。如今，它依然是这座城市的标志之一，其气势恢宏的圆顶（直径达三十多米），傲居世界之最。它更像是一座博物馆，在那里，《古兰经》的格言与描写《圣经》故事的瓷砖画相安无事地并肩陈列在古老的墙壁上，希腊—罗马式的廊柱坚固地支撑着伊斯兰绚烂的图纹。来自世界各地的游人安详地在这交融的东西文化中流连忘返，地理、宗教、种族、文化的不同没有使任何人产生坐立不安的焦虑或失落。彩色的镶花玻璃窗中，透过迷人的太阳的光芒，时间仿佛在一瞬间凝滞。导游告诉我，“圣索菲娅”的意思是“神圣的智慧”。

毕竟，人不是为那些界线而生活的。跨越界线，让我们的视野更加辽阔。

家住侯家路

摇到外婆桥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身分。成年人见面时往往恭敬地递上一张名片，上面印着“经理“、“教授”的字样，那是指职位；作为主持人的我常常在介绍来宾时冠以“著名表演艺术家”、“著名作家”的头衔，那是指成就。而对于既无职业，也无成就的孩童来说，他们的身分往往只有依靠与他人的关系来确认，如“××家的小孩”等等。

在我的童年时代，曾骄傲地拥有自己的身分与标志。那是一条小手绢，上面用红棉线绣着我的名字，下面一行小字：“家住侯家路112号”。今天不少名人因为其名家喻户晓，没有必要在名片上罗列繁多的职位与荣誉，也常常采取这种只印姓名、住址的方法。而幼小的我别在衣襟上的小手绢，似乎就有类似的去繁就简的功能。当然，主要的目的是为了防止我丢了。

侯家路112

号是上海外婆家的地址。那里与城隍庙之间有两三分钟的路。我在那里从一岁半呆到四岁，后来又断断续续住过两年。那里是我记事以来最早的坐标，我的第一个社会标志，就是住在侯家路112号的那个小女孩。

然而，今天我只能在记忆里搜索这个方位了。今年夏天回国时，我兴致勃勃地拉着吴征，去“瞻仰”儿时的故居，准备指指点点、吹番牛支。但是、晚了。侯家路一侧的房屋早已被夷为平地，被水泥墙围了起来，据说是香港明星成龙、梅艳芳等等资在这里建“明星城”。用不了多久，琼楼玉宇、灯红酒绿将赋予这一片地区不夜的繁华。斜马路上的公用电话亭还在，但一年之后整个城区都将被拆除。我正长吁短叹，吴征一把将我拉到一边，一辆三轮车从我身边飞快地驶过，上面装着叮满苍蝇的西瓜皮。

我的近九十岁的外祖父母已于去年迁出了他们生活了七十多年的侯家路，搬入浦东两室一厅的单元房。年迈的他们一如既往的豁达，并不因故居难离而多愁善感。他们说，现在不必每天爬上爬下嘎吱作响、狭窄陡峭的木楼梯，可以告别老式马桶所带来的诸多不便，又可以呼吸着浦东新鲜的空气，何乐而不为呢？

伤感的倒是我这个年轻人：永远失去了那条湿漉漉的小巷，失去了门前菜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