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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非美国出生,在三大电视网中一家任职的业裔主持人,拿一份优厚的待遇。但她却坚决不愿意。她说:不是自己的国家,再成功,心中不会满意的。于是,她连现成的绿卡也不拿。
于是,我们先处理掉了在加州的海边别墅,后又卖了佛罗里达的房子,决心彻底回国了。
杨澜固执的例子之二,是她连“飞来横财”都不要。杨澜做了央电视台四年的主持人。却没攒下几个钱来。她外出演出开始得比别人晚,走的地方也太少,每次酬金的部分又要上缴给台里,而主持节目的服装却大多是自费的。到了美国后,尽管“正大”的谢国民先生主动地负责了学货,昂贵的生活费却令杨澜感到拮据。在认识我之前,杨澜已有过多次拍广告的邀请,开价竟高达百万港币,她却拒绝了。认识我后,又有一次有人慷慨地提出愿意支付相当可观的广告酬金,她又拒绝了。
杨澜的固执之三,在于她可以超脱尘世的一些东西,而坚持自己的想法。
一九九六年初,当杨澜要回国的消息在国内公开后,在大多数人赞美的同时,有一些说法也传了开来:杨澜嫁了有钱的丈夫,所以可以不拍广告;杨澜回来搞专题节目是为了赚钱,搞名人效应,等等等等。我曾为此而大动肝火,认为“报国未尝有门”,再一次劝她另做打算。杨澜也很生气,但她最终还是说:“我哪怕是碰得头破血流,也要撑下去,来证明这个国家有容我的地方。”
但归根结底,杨澜对我来说,是一个好妻子;她有的菜做得很好,有的菜做得不好,但她总是忙着给我做好吃的;她也是我最好的伴侣:我脾气大的时候,有时她耐心,有时她也有脾气,但她总能很快地把我俩郁弄得笑起来;杨澜更是我最好的朋友,我俩都庆幸在茫茫的人海里,能遇上这么一个知己。
有一次她问我:“据心理学家统计,人在濒死的时候,一生中最有意义的一幂幕会像放电影一样在眼前闪过,猜一猜有什么?”我茫然地摇了摇头。
她说:“没有我主持大仪式的辉煌,也没有你赚钱成功的欣喜。”“那有什么?”我不解地问。她说:“只有一些普通的、有关家庭的事。例如:夫妻久别重逢啦,孩子出生啦,等等。”她又说,人濒死时,这一幕幕过去后,人就会觉得处身于一个黑暗的隧道,向着另一端的光明飞去。我忽然悟出点味来了:大概人的航行不是为了航行而航行,而是为了找一个好港湾,一个乐得其所的家吧。
我与杨澜,注定了余生还要一起航行的。
去年夏日的一天,我们到了希腊,到了爱琴海上的桑托林岛。此岛是一绝:三百多米高,笔直站在海水中,像一堵墙,像一张帆。桑托林岛据考证,是“亚特兰蒂斯”—“大西洋国”的唯一残存,公元前三四千年的一次大灾难毁火了大西洋国,也削掉了桑托林岛的一半,使之成为大自然叹为观止的一景。岛上所有的人家均建在悬崖顶上。我们骑着毛驴来到山顶的平地,顿觉一阵莫名的惬意。山顶的民居只有蓝、白两色,整洁干净至极。我们来到悬浮在崖边的一个露天酒吧,方才发现我们身处的阳台,竟同时又是另一家民居的房顶—骄傲地伸出悬崖去,俯视着一大片蓝与一小块绿—那是一个火山岛。时间到此好像停止了,世间的一切好像都变得无所谓了。我呷上一口桑托林居民土酿的葡萄酒,顿觉自己醉了。于是便释放出白己的心去,任其划破那湛蓝明亮的天空,去追逐远处的几点白帆。忽然,杨澜惊呼起来。原来在一旁研究着观光介绍书的她发现,桑托林岛每几十年便被摧毁一次—隔壁火山岛的“功劳”。每次火山爆发,总是伴发地震,将崖顶的村落扫个支离破碎。但桑托林人永远不愿搬走。书上说:“是因为这里太美了。”她讲完后,若有所思起来。本来在这样灿烂透明的阳光中,置身于我们当时的所在,多一句话郁是不需要的。但她隔了一会儿说:“人濒死时过的黑色隧道的那一头有光的地方,一定也很美吧,但你不一直走,就体验不到了。”
离开桑托林,我与她相约:今后若在尘世烦恼的煎熬中耐不下去了,便一同再来桑托林,好将灵魂掏出,放在碧空净水中洗一洗。今年一月,我们俩回到上海时,上海文艺出版社的黄惠民先生找到我,希望她出一本书。我与黄先生谈得很投缘,竟答应促成这事。
她知道后说:“还是不写为好吧。一是怕功底不深,白纸黑字,贻笑大方;二是怕招惹麻烦。”
我说:“文笔稍欠无妨,只要文如其人,贵在真实就行了。至于其他么,我们总还可以去桑托林净化净化。”
她笑了,说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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