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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问题，照他的说法是“多到令人恶心的程度”。但是从写《一八四四年概要》开始时起，他就一直恪守注意分析所有难点，分析与他的理论有抵触的所有东西这一习惯，对于外部条件的直接作用，他本人就考虑得“多到令人恶心的程度”。我们可以看出，他在这个问题的评价上，有过颇大的犹豫。所以，一八五九年九月，在他着手写《物种起源》的时候，把气候对生物变化有影响这个见解，说成是最有害的错误。可是，在《物种起源》的第五版里，他却改变了书中好几处说法，使外部条件的一定作用和直接作用，以及“无益”变异具有“更多一些”分量。一八七三年，达尔文在给德坎多尔的信中写道：如果条件对亲体的健康及其后代“相当长期地”发生作用的话，他完全相信，后代就将发生变异。

因此，达尔文明确地赞成获得性遗传论。他不止一次地说过，按他的见解，变异主要取决于生物的本性，而远非取决于条件的本性，当然他并不否定后者。这就是达尔文之所以非常希望在比较年轻的自然科学家当中，有人能在外部条件影响植物变异方面进行实验。所以在他去世前不久，即一八八一年，给德国自然科学家泽姆佩尔的信里，当指出泽姆佩尔把条件的直接作用的意义看得过重时，他就是以霍夫曼教授当时对人工条件下栽培的植物所进行的实验为例的，这些实验所提供的论据对这种作用有利的相当少。

随着达尔文主义进一步取得成就，越来越多的作者把他们写的书和文章寄给达尔文，达尔文同外国自然科学家，尤其是同他的著作的译者和同他讨论进化理论中最困难问题的那些拥护他思想的青年人的联系和结识面越来越广泛。对于那些译者，达尔文常常不是局限在公事公办地解决译文问题，而是参与解决出版的细节问题，有时他还象给英文各版本所做过的那样给外国各版本作出增补和订正，并把新打印出的英文版正文条样寄给译者，有时还指出所有他增补和修改的地方，以减轻译者的劳动。

大家知道，《物种起源》的第一个德文译本是勃龙教授翻译的，却并不能使达尔文感到十分高兴，因为勃龙对待翻译太不认真，例如他删掉了达尔文关于人类起源的那句唯一著名的话，而在译文里加上了一些东西，以致使达尔文的理论在这里受到了批评，招来了许多非议等等。第二个德文译者维克多·卡鲁斯，去掉了勃龙加上去的所有的东西，恢复了漏译的内容，因此准确地传达了供读者独立判断的原文。达尔文满意极了，说“新版本看起来象一部新书了”，并且十分感谢卡鲁斯这位译者的劳动。

《物种起源》的法文版也一样。第一个法文译本是尔瓦耶译的，她在第一版之后，既没有同作者商量，也不管已经有了新修订的英文版，接着就把她的译本原封不动地又出了两版。

列·硕·达维塔施维里在他写的著名俄国古生物学家弗·奥·科瓦列夫斯基的传记里，专门有一章来谈科瓦列夫斯基和达尔文之间的关系，这一章写得非常有意思。大家知道，科瓦列夫斯基出版了《动物和植物在家养下的变异》的俄译本，在他去英国的时候亲自结识了达尔文，在他给兄弟的信里称达尔文是“和悦可爱的达尔文”和“和悦可爱的老头儿”。为了介绍读者去看上面那本达维塔施维里的书，我在此仅仅摘引科瓦列夫斯基把他关于Anthracotherium①的那部著名的专题学术著作和《古生有蹄类自然分类的尝试》送给达尔文时写的献词中的一段话：“从我的学业刚刚开始的时候起，您就是我最好的良师益友。在我对英国作较长时间的访问期间，您总是对我的考察给予充分的关注，并创造一切可能条件。由于您的申请，使许多收藏品和图书馆为我开放了，否则也许都会把我拒之于门外。您的名字和您的友谊是我最好的介绍信，它为我打开了所有的大门……。我甚至不揣冒昧地期待着，有朝一日能让我同您在唐恩的好客的住处讨论这些问题中的许多问题，就象我们曾在这里讨论所研究的问题中的某些问题那样。

充满极大热情的，相当年轻的达尔文主义的德国信徒艾恩斯特·赫克尔也常去唐恩，当然他也同样受到热情接待。他是第一个在德国发起捍卫达尔文主义运动的人，先是在他的放射虫类专题学术论文里，明确地表示赞成达尔文的进化理论和思想，然后在德国自然科学家和医生斯德丁②代表大会上，公开表示支持③。可是很难设想有比赫克尔和达尔文更截然不同的人了。达尔文是多么小心谨慎、有条不紊和深思熟虑地待人接物，赫克尔又多么毅然决然、毫无拘束和心直口快地发表意见。赫克尔公开声明，达尔文的理论是一种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