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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我去请教庆王。”
一去扑个空,庆王到端王府商量紧要公事去了。
※ ※ ※这天端王宴客。陪客都比主客煊赫,而且早都到了,在书房中闲聊。话题集中在主客——卸任山东巡抚毓贤与他在山东的作为上面。
毓贤字佐臣,是个汉军旗人,籍隶内务府正黄旗。监生出身,捐了个知府到山东候补,署理过曹州府。曹州民风强悍,一向多盗,而毓贤即以“会捉强盗”出名。府衙照墙下十二架“站笼”,几乎没有空的时候。可是曹州百姓知道,在站笼中奄奄一息的“强盗”,十之八九是安分良民。无奈上宪都以为毓贤是清官,也是能员,象这样的官儿,平时总不免狠些。所以尽管怨声载道,而毓贤却是由署理而实授、升臬台、署藩司,官符如火,十年之间,做到署理江宁将军。
甲午战争以后,民教相仇,愈演愈烈,尤其是山东,“教案”闹得最凶。事实上杀“教民”的亦可以说是教民,正邪不同而已。河北、山东一带,白莲教亘千余年而不绝,大致治世则隐,乱世则显。乾隆三十九年,山东寿张教民王伦,以治病练拳号召徒党起事,由此演变为“三省教匪之役”,自嘉庆元年大举会剿,至九年九月班师,而余党仍在,到嘉庆十八年复有喋血宫门的“林清之变”,山东、河南都有响应,虽然只两个月的工夫,就已平压下去,可是邪教始终在贪官酷吏横行之处,暗暗传布,俟机而发。凡是信“西教”的,因为门户之见,权利之争,更如水火不相容,所以白莲教余党最多的地方,亦就是“教案”迭起,最难调停的地方。
白莲教的支派极多,有一小股名为“大刀会”,光绪二十三年十月里,在山东杀了两个德国传教士。德国提出交涉,要求将山东巡抚李秉衡革职。继任的就是毓贤。谁知毓贤的袒护,更甚于李秉衡,于是而有山东平原朱红灯之举。
朱红灯这一派称为“义和会”,起源于白莲教所衍化的八卦教。八卦教分为八派,其中势力最大的两派是“乾字拳”与“坎字拳”,林清即属于坎字拳。乾字拳为离卦教的余党,离为火,所以衣饰尚红。朱红灯这个名字,一望而知属于离卦教,为了遮官府的耳目,改了个冠冕堂皇的名字:“义和会”,又称“义和拳”。
当朱红灯在光绪二十五年秋天闹事时,廷议分为两派:一派主抚,一派主剿。主抚的认为仇教即是义民,理当慰抚;主剿则认为此辈是乾嘉年间,屡见于上谕的“教匪”,聚众作乱,扰害地方,应该切实剿治。荣禄与袁世凯都是如此看法,兵权在握,不理载漪、徐桐、刚毅之流的主张,由袁世凯派总兵姜桂题,带领武卫右军一万一千人,进驻山东与河北交界的德州。不久,由袁世凯的堂兄候补知府袁世敦进兵平原,将朱红灯打得落花流水,溃不成军。
无奈义和拳中颇有高人,见此光景,赶紧打出一面旗子,四个大字:“扶清灭洋”。于是毓贤庇护义和拳更觉师出有名。为义和拳改名“义和团”,准许使用“毓”字黄旗,俨然是他的嫡系部队了。
这一来办理教案的平原知县蒋楷与进兵有功的袁世敦,必然要倒霉,朝廷听信了毓贤的片面之词,下了一道上谕:“蒋楷办事谬妄,几酿大祸,即行革职,永不叙用。营官袁世敦,行为孟浪,纵勇扰民,一并革职。”了解真相的,都为蒋楷、袁世敦不平,但没有人敢出头替他们伸冤。
反是旁观的洋人,觉得有说话的必要。当然,民教相仇,烧教堂、杀教民,在华传教的洋人,惴惴自危,亦不能不请他们的公使保护。于是,由美国驻华公使康格为头,约集各国公使到总理衙门,面递照会,要求中国政府制止山东义和拳作乱。
一个多月的工夫,康格提出了五件照会,最后一件照会提出之时,正在蒋楷革职,及朱红灯打出“毓”字旗以后,康格认为事态严重,所以在提出照会的同时,要求与总理大臣面谈。
奉庆王之命接见康格的这位总理大臣,名叫袁昶。他是浙江桐庐人,字爽秋,光绪二年的进士,不但博学多才,而且久任总理衙门的章京,熟谙洋务,是很得各国公使尊敬的一位对手。
透过译员的传达,康格询问四次照会的结果,袁昶答道:“中国政府并无意与洋人为难。一再告诫地方官,务须秉公办理,这有上谕可资查考的。至于民教相仇,由来已久。地方莠民,固有假借名义,与教民冲突的情事。可是,所谓教民,亦难保没有倚仗洋人的势力,横行不法的。朝廷只问是否良民,不问是否教民,如果是安分守己的良民,当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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