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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在这种背景下，四世纪前后出现了部民制度和氏姓制度。所谓部民，是指皇室和贵族的私有民集团，身份介乎于农奴和奴隶之间。他们或者集体在皇室和贵族的田庄中劳作，或者定期前往皇室和贵族的家庭中、工房中从事生产和服务工作。部民最初的来源是奴隶、战俘、移民和罪犯，后来相当多本土公社自由民也加入其中。

在部民制度的基础上，逐渐建立起氏姓制度。中国古代以姓代表血缘，以氏代表身份，日本的氏姓制度则恰好相反。氏原本是指由血缘为中心组成的氏族公社，两级分化后，其首领即被称为氏上，对内主持对氏神的祭祀，裁决氏族内部纷争，对外则代表氏族与其它氏族或朝廷接触。姓原本是对氏上的尊称，后来逐渐成为大和王朝赏赐给氏上以区别其尊卑高下的一种称号。比如天皇的后裔往往赐姓臣、君，很多传统氏上赐姓连，中国或朝鲜移民的氏上赐姓主、史，其它的还有别、公、直、造、村主、稻置等等。最尊贵的姓是臣和连，其中在朝廷中身居高官者称大臣和大连。

日本人现在的所谓姓，其实应该写作“苗字”，除明治维新后新造的或附会的苗字外，主要来源是古代和中世纪为区别同姓异流而另起的称谓，和最初氏姓制度之姓，已经完全是两码事了。

从五世纪后半叶开始，中国分久必合的趋势日益明显，而朝鲜半岛也因新罗的崛起，即将摆脱三国鼎立的局面，倭国在半岛的殖民势力日渐萎缩。大和王朝还想挽狂澜于既倒，不停地渡海派发援军，但其造成的结果只能是地方贵族和百姓此起彼伏的反抗。479年，500名虾夷族士兵在西部发动叛乱。527年，筑紫国造〔国即郡，造即郡长官〕盘井掀起反旗，又占据“火、丰两国”，叛乱持续了一年零三个月之久。

到了六世纪中叶，部民制度因生产力的发展逐渐崩溃，许多贵族被迫解放部民，使其成为拥有一定人身自由，缴纳贡赋的农奴和小生产者。这就引发了大和朝廷中两种思潮的强烈斗争，即是因应这种社会形势进行改革，还是维持旧有的生产关系。前者以苏我氏为领袖，后者的代表家族则是物部氏。

●崇佛和排佛的斗争

社会改革的首要表象是宗教改革。苏我氏希望利用从大陆和朝鲜半岛传入的佛教思想，构建新的宗教体系，以压制地方贵族势力，完成因应社会需要的中央集权。苏我氏本是葛城氏的分支，其先祖苏我满智宿弥据说曾统辖过东汉、西文、秦等氏族——从这些氏族名称便可得知，他们大多源自于大陆移民。

与苏我氏相敌对，物部氏坚持倭国原有的纷繁复杂的氏神信仰，反对崇尚佛教。552年〔一说538年〕十月，百济的圣明王向大和国赠送了一尊释迦牟尼的鎏金佛像和若干经卷，在此佛像是否应由大和国王供奉的问题上，苏我、物部两氏展开了激烈的争论。当时的大和国王为钦明大王，苏我氏的首脑为大臣苏我稻目，而物部氏的首脑则是大连物部尾舆。

苏我稻目认为：“西方各国大都信奉佛教，我国怎能固步自封，拒不接受呢？”而物部尾與反驳说：“我国从来祭拜国神〔指各种本土氏神〕，如果改信外国神，恐怕会招致国神的愤怒。”钦明大王无从抉择，于是下令让苏我氏先尝试单独供奉佛像，看看效果如何，是最终外国神压倒国神，保佑苏我氏繁荣昌盛呢，还是国神压倒外国神，会使苏我氏遭逢灾祸呢？

崇佛和排佛的第一阶段斗争，以物部氏大获全胜而告终。就在苏我氏全族改变信仰后不久，大和国内突发瘟疫，死者无数，物部尾舆趁机跳出来煽动贵族们，说这都是因为佛教传入而招致国神的不满，降下疾病来警惕世人。因为苏我稻目曾将两个女儿都嫁给钦明大王，生下多位王子、王女，权势颇大，物部氏无法将其一朝扳倒，所以只能奉旨出兵，查封佛寺，烧毁佛像——从此两族仇深似海。

571年，钦明大王去世，传位于敏达大王。577年十一月，百济再次来凑热闹，献上经论及造佛像和建寺的技术工人，佛教再度流行开来。苏我稻目之子苏我马子趁机重新掀起崇佛的舆论，在自己石川的宅邸内建造佛殿，却也再度遭到物部氏的破坏。流行病也赶巧，又一次发挥作用，不过这次不是在毁佛之前，而发生在毁佛以后，大和国内流行疮疥，连敏达大王也被感染到了，全身长满了癞疮。苏我马子于是进言，说这就是不尊佛教的结果，佛陀将召国王前往西方极乐世界去也。敏达大王害怕了，只好同意苏我一族继续供佛。

585年，敏达大王病逝，用明大王即位，崇敬佛法。用明大王在位仅两年就死了，苏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