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乐此不疲，以至于遮蔽了人性中那个最为古老的源头。

我最早的记忆是三岁多时的一件事。似乎是，我从小就缺乏肢体模仿的能力。那时的幼儿园经常排节目，在我的印象中，我特别害怕这类活动。具体情形是如何样的全不记得了，留下的只有深深的恐惧。似乎每一次，我都像个傻瓜一样站在队伍里，或茫然地跟着队伍移动。有一天，是周末在家里，父母要姐姐表演一个节目，好像是跳舞，姐姐是个乖女孩，马上表演了。接着他们又要我表演，那一刻我恨不得钻到地下去。但父母都是很执着的人，他们更起劲地催促我，于是我只得大哭起来，把大家的好兴致全部败坏了，搞得家人愤愤的。很久之后，当我已经成年了时，说起这事来，他们仍然不理解，唱歌，跳舞，这类他们看作是儿童天性的事，对于童年的我来说是多么的不可能。虽然我在幼儿园的时间十分短暂，但连一首儿歌也没学会，更不要说跳舞了。我对幼儿园的惟一深刻印象就是每天盼着外祖母的身影出现在栅栏那里。幼儿园里的那些个游戏，还有风琴的曲子，它们到底是怎么回事？我从来没有弄懂过。

后来我上小学了，我是一个极为内向的孩子，具有惊人的自制力。这个阶段，我已经尝到了一些模仿的甜头。比如写毛笔字，我的手性是最差的，握着笔的手既发抖又没个定准。我很羡慕字帖上那些美丽的汉字，于是我花费了比别人多几倍的努力去练习，居然一跃成为班上毛笔字写得最好的学生之一，受到老师的表扬。在那个年头上学，还有什么是比老师的表扬更令人兴奋的呢？还有跳皮筋，我始终学不会通常的跳法，人家都是用脚掌钩皮筋，我却用脚背去钩，无论如何改不过来。但由于我付出的努力比别人多几倍，这种将错就错的跳法终于使我慢慢摸索到了接近正确的途径，后来我也跳得比较出色了。

在小学里面，只有一样事我学不会，而且那也是我生活中的最大恐惧。我说的是上课时的发言，尤其是语文课和政治课的发言。尽管天天听老师说那些听了昏昏欲睡的套话，如果要我模仿，则难于上青天。所以我读了五年多书，从来也没有举过一次手主动发言。如果不幸被老师叫起来了，就脸涨得通红，声音像蚊子叫，句子不成句子。或干脆一语不发地站在那里受煎熬。这种可怕的经验一年里面有一两次。要是算术课或地理课就好多了，直接说出答案就是。现在看起来，如果要让少年时代的我学会那种“发言”，除非每天逼着我对镜子练习演讲，就像我练毛笔字一样，也许会有一点点进展。我的喉咙，我的舌头，这些肢体运动的工具，无论如何也没法将常人习惯的“话”说得流利。这也许是我二十多年后以笔为舌的直接原因？但也不尽然。在二十一世纪初，我接受过日本三大报纸的共同采访。在那次采访会上，我系统地叙述了我的文学观，流利地轮番回答了每一个记者的提问。我顺着自己的逻辑说下去，一下子就变得滔滔不绝起来，记者们都受到了感染。这里头确实有些神秘的东西，同每个人的语言系统有关。

我的身体并不是天生不协调。比如跑步，这种从幼儿时代就以最自然的方式发展起来的运动，我能够做得最好，不但跑得很快，姿势也很好。而游泳就不同了，我十一二岁才开始学，一直到二十七八岁还每年都去游，很认真地学，但我的最远纪录是两百多米，速度为半小时两百米。我终于放弃了对游泳的学习，但直至今日，我快五十三岁了，我仍然每天跑步。也许我的身体的性能就是对于我的社会属性的一种形象描绘：我极难适应外界的活动，到任何“单位”都觉得别扭，却在三十岁时自立门户，干起了个体裁缝；　我极为厌恶官话套话，打死我也说不来，却能够在自己的文学领域里自圆其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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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法逾越的障碍（2）

文革期间我放弃了上中学，就是对于那种我没法模仿的语言的恐惧。那时天天搞大批判，每天都要发言，我一想到这事就像热锅上的蚂蚁。实际上，不上学使我找到了学习语言的正确的模仿途径——阅读文学书籍。这样，我不知不觉地学会了模仿，同时也保留了不模仿的权利。那时，为了从熟人那里借到一本小说，我可以在一天里头跑30多里路。上午借来，匆匆地看，饭也不吃，晚上还得去还书。一本好书反复地读啊，抄写啊，甚至连插画都要用透明纸蒙着描下来。强大的动力将模仿变成了最快乐的事。

青少年时代，我读过哲学书，历史书和文学书。到头来，只有读文学书的那种模仿是永不厌倦的，那就如我童年时代的奔跑一样自然。的确，文学几乎就是我的肢体的语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