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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里我们回顾一下1993年的情景，那时我们只有一手获胜准备，当国际奥委会主席萨马兰奇从兜里掏出感谢申办城市的名单时，按字母排列先念到北京，我们以为获胜了，中央电视台也抢播了“获胜”的消息，大家欢呼起来。等萨马兰奇又掏出第二个名单，宣布悉尼获胜时，大家傻了眼。一分半钟的欢呼后，立即变成了沮丧，许多人不相信这是事实，痛哭起来，“国庆”变成了“国殇”。那时我们没有经验，还不成熟。现在不同了，一切活动都做了两手准备，比较主动。

北京申奥与对外宣传（8）

各项工作都可以有两手准备，但是，申奥代表团去莫斯科只能有一手准备，就是要全力把2008年奥运会的举办权拿回来。7月7日北京申奥代表团到达莫斯科，进入决胜的关键阶段。在莫斯科要做的工作主要有三项，一是抓紧对外联络工作，争取每一张选票；二是密切注视舆论动向，做好宣传舆论工作；三是向全会作陈述报告。三项工作是相互联系、相互影响的一个整体，哪一项都不能有闪失。

争取每一张选票

7月7日，北京申奥代表团到达莫斯科，进驻俄罗斯外交部附近的金环饭店（日本大阪申奥代表团也住在这里）。在莫斯科申奥的7天一直处于高度紧张之中，白天工作，每天晚上由刘淇主持会议，汇集当天的工作进展情况和舆论动态，分析各代表团的动向，研究部署第二天的工作。参加例会人员主要有何振梁、吕秀荣、于再清、袁伟民、李志坚、楼大鹏、屠铭德、何慧娴、刘敬民、张茅、王伟、杜德印、杨正泉等。莫斯科金环饭店十层楼会议室的灯光总是亮到第二天凌晨两三点钟。

工作的重点依然是加大对外联络工作，抓紧与国际奥委会委员的联系。委员们集中莫斯科，是做工作的好时机，也是最后一博，一做到底，一是巩固已有的成果，二是尽可能争取每一张选票。这时候，代表团所能做的是为投票创造一个有利的大环境，而做具体联络委员的工作受到很多限制，主要落到了我国的三位委员何振梁、吕秀荣和于再清的身上，其他人难以插手。他们也只能抓紧国际奥委会开会的间隙，拜访委员，夜以继日周旋在各委员之间。尤其是年已72岁的何振梁同志，了解情况，有韬略，待人诚恳，不辞辛劳，带病工作，凭借自己的资历、经验和人格魅力，为北京申奥立了大功（我认为，应该给他颁发“北京申奥勋章”）。代表团随时了解委员们的动态，分析各轮投票可能出现的形势，争取能够胜出，争取保证胜出，争取尽快胜出。我们尽管有一定的胜算，仍惴惴不安，有许多不确定的因素，变数难以预测。（投票前我们心中是有数的，有46票会坚决支持北京，有的表示支持但不确定，有的不会投我们，但不多。）代表团分析认为：我们当然希望第一轮投票北京就能胜出，但由于多种因素，可能性不大，历史上也不多见；如第一轮不成，第二轮胜出的可能性最大；如第二轮仍然没戏，第三轮只要有了结果，那一定会是北京；但是，如果前三轮北京仍然不能超过半数，到最后的第四轮投票就很难说了。因为按照投票规则，第一轮票数最分散，五个城市瓜分，如果没有城市过半数，就要把得票最少的一个城市刷下，依次类推，直到有超过半数票者为止。这样，就存在着前头投给某城市的票后来会投给谁的问题，难以捉摸。如果到了最后第四轮，只有两个城市竞争就更难说了，发生意外的概率大增，这在奥运史上不是罕见的，1993年北京第一次申奥就发生在我们身上，这次绝不能重蹈覆辙。毫无疑问，每天对联络工作进展的具体情况和投票形势的研究分析，就成了每天晚上会议的核心议题。

莫斯科的舆论对决

我们知道，随着莫斯科投票的临近，有些申办城市会抓紧时机加强舆论攻势，突出宣扬自己的亮点和优势，对评估报告中提出的不足作正面介绍，同时也会以自己之长攻他人之短，明里暗里进行交锋；国际舆论在急剧升温，近2000名记者（其中我国内地记者120多人，我国香港记者40多人）云集莫斯科，他们盯紧各申办城市，尤其是被看好的北京成为舆论关注的焦点，北京代表团的一言一行都可能成为舆论炒作的热点，支持者宣扬其长，反对者专揭其短，攻击者专找其茬，我们必须大胆而又谨慎地从事；要充分估计到舆论斗争的尖锐性和复杂性，防止投票前自身的重大失误和外界的突然袭击。

在新闻舆论上最操心的主要是三件事：一是国内的局势一定要平稳，加强正面报道，减少对社会问题的负面报道，保持国内局势和舆论的稳定，特别要防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