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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日下午2点30分，广播局包括中央电台的领导和代表，到北京医院向周总理的遗体告别。这天，天空阴沉，格外冷，飘着雪花，天若有情天亦悲。我们戴着黑纱、白花，在揪心的葬礼进行曲中，随着长长的队伍垂首缓缓行进，思绪万千，感慨万千！

周总理的遗体安放在北京医院一间不大的太平间里，四周摆放着花圈、挽联，透着几分凄楚。中间最醒目的是邓颖超大姐敬献的用鲜花编织的花圈，上面写着：“悼念恩来战友——小超哀挽。”周总理的亲属和身边工作人员在肃立守灵。人民衷心爱戴的周总理静卧在万花丛中，身上覆盖着中国共产党党旗。他好像在日理万机之后，刚刚躺下来小憩。脸清瘦，眼窝深陷，颧骨突起，他为人民无私地奉献了一切，耗尽了最后一滴血。他像是在依然眷恋着他所热爱的人民，在担忧、思虑着党和国家的未来。看到此情此景，人们再也抑制不住自己的感情，放声痛哭，呼唤着“周总理啊，您是为我们累死的啊！”“周总理，您不能离开我们啊！”“您再看看我们吧，我们衷心爱戴您！”人民的深情，人民的呼唤！

然而，人民的悼念和思念，这一切都不让报道！从9日播出讣告，10日、11日除了外国唁电，广播中再没有悼念总理的报道，没有治丧的气氛。

长街送行 不见报道

11日下午4点多钟，送周总理遗体的灵车经过东西长安街，驶向八宝山革命公墓。

几十里长街两旁，从中午起就已站满了迎送总理的群众。他们是自发来的，男的女的，老人和小孩，在数九寒风中已站了好几个小时。我们广播人员站在广播大楼门外，等待着向总理作最后的告别。我这样记下了当时的情景：

周总理的灵车从长安街由东向西缓缓驶来，送灵车队在广播电台门口过了几分钟。整个街道两旁全是送灵的群众，他们从中午就等候在这里，忘记了饥饿，忘记了寒冷，来最后看总理一眼，来给总理送行。当灵车来到时，人们泣不成声，许多人嚎啕大哭。泪眼迎总理而至，挥泪送总理而去。路旁的车辆停止行驶，司机和乘客都站在车外，肃立向总理告别。

周恩来总理逝世，“四人帮”压制治丧报道（6）

夜深了，人们依然在寒风中伫立着，等候着运送总理骨灰的灵车归来，等候着敬爱的总理归来……

对此，中央电台提出要派记者沿途报道或作录音报道，都被否定了。

12日凌晨1点钟，中央电台播出了新华社记者写的向周总理遗体告别的统发稿，消息中只字未提十里长街送总理的感人情景，民意被扼杀了。听众来电话强烈质问电台：“你们眼睛瞎了，为什么不写群众送总理？！”不，不是记者没有写，而是姚文元把新华社稿子中有关群众悼念总理的活动，把“十里长街送总理，寒风阵阵泪纷飞”的情景，统统勾销了。就在这一天，姚文元玩弄两面派，多次给新闻单位打电话强调：“要注意化悲痛为力量。”对群众的质问如何回答？姚文元编造了一套“统一的口径”，要各新闻单位统一答复：“我们同你们一样悲痛，相信我们会按照中央的精神化悲痛为力量，把工作做好。”可是他转脸，又在背后说什么“回答要慎重，要提高警惕，绷紧阶级斗争这根弦，掌握内外有别，谁知道来电话的是什么人”！“阶级斗争很复杂，要防止群众的情绪被阶级敌人利用”！他还危言耸听地讲了一个“阶级斗争”的例子。

强行压制 控制报道

人民群众对于周总理治丧活动的宣传报道越来越不满，情绪日益激烈，而且追悼大会日益临近，在那种特殊的政治时期和巨大的政治压力下，中央几家新闻单位利用自己手中的权力，进行顽强地抗争。它们突破原来的规定，自觉提高了宣传的规格。1月13日《人民日报》在第一版刊登了几个国家领导人的唁电，中央电台延长《新闻报摘》节目的时间，放在显著位置一条一条地全文照播。北京电视台连续安排播出了向总理遗体告别的电视片，观众还是纷纷要求重播；电视台还提出要播出周总理视察邢台地震的纪录片。面对失控的危险，姚文元赶忙打电话声色俱厉地说：“不能再播了！”他说：“群众的情绪还是不行，要引导！《人民日报》第一版登唁电那样不行，要赶快研究，采取措施。14日不能再在一版登唁电了，上第四版，中央台只作综合介绍，不能再详细播出。各国领导人到我使馆吊唁的消息不单发，分片综合发，中央台综合介绍。”姚文元对中央电台不满地说：“中央台的播音基调不行，要提高。”他多次提出要中央电台提高播音基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