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7部分(第2/4 页)

学教授。1884年任普鲁士枢密院顾问，1887年当选普鲁士学士院院士。1873年发起“社会政策学会”并担任主席。1878年后，主持《国家科学和社会科学研究》丛书的编审，1881年创办《德意志帝国立法、行政和国民经济学年鉴》（简称《施穆勒年鉴》）。1897年，施穆勒代表柏林大学任普鲁士上院议员，1907年被封为贵族。1912年，施穆勒以教授职务退休。

施穆勒认为国民经济的良性发展，有赖于良好的制度设计。他说：“前进中所有的重大纪元，包括国民经济的，都是以社会制度的改革为起点的。”施穆勒强调国家必须通过一系列改革和一项有针对性的社会政策调解互相之间有纠纷的社会团体的关系，使国民经济协调发展。

施穆勒倡导阶级调和，提倡社会改良。他所提出的社会改良主义，主要针对的是社会中间阶层，比如自耕农、手工业者和中小商人等等。施穆勒指出，维护“旧中间阶层”免于没落，是维持经济秩序稳定的必要条件。

之后，施穆勒将“旧中间阶层”限定为公务员、熟练工人、白领工人、经营管理者、经理和职员等。他主张主要靠政府来实行社会改良。1873年，施穆勒创立了社会政策协会，他的主张被称为“讲坛社会主义”。

从19世纪70年代开始，以施穆勒为首的德国新历史学派在德国经济学界的统治地位一直持续到第一次世界大战。新历史学派的经济思想是美国制度学派的先驱，它的出现是德国政治经济发展与社会矛盾尖锐化的结果。

施穆勒尤为强调充分运用统计资料与当时已非常发达的统计学方法，他指出，政治经济学一个崭新的时代是从历史与统计材料的研究中出现的，而绝非从已经蒸馏过100次的旧条款当中再行蒸馏而产生的。他将自己的研究方法称为“历史统计法”，以此和旧历史学派的“历史归纳法”区分开来。

施穆勒强调说：“国民经济中力量作用的一个最终的统一法则，那到底是没有的，也是不可能有的。人们能够认识的仅仅是‘经验的法则’，而这些法则只是时常重演的现象系列而已，并不反映因果关系。”施穆勒指出，对某一民族历史发展中的每一个局部的个别经济制度与现象进行专题考察，是国民经济学惟一的科学方法。通过收集资料，并且加以分类、排比与归纳，就可以得出“经济法则”。施穆勒几十年如一日地埋头收集和整理大量具体的经济材料与各时代、各国或者各民族的经济发展史实来进行考察与统计，把它们系统化和数量化，最终从这些经济发展史实当中归纳出一些“经验法则”。这就是德国新历史学派的“历史统计法”。

施穆勒并非一味地推崇归纳法和反对演绎法。他主张以归纳法为主，演绎法为辅，反对依靠主观假设、理想与目的来进行推论。他指出，如果想开辟政治经济学的一个崭新时代，就必须以对大量历史资料与当前各种资料的研究为基点，然后运用历史归纳法来进行分析整理，最终得出应有的结论。而且，这些资料能够说明的并非一个国家的经济与世界经济的一般生产过程，而是应该能够反映各个不同时代的经济制度与民族经济的特殊情况。施穆勒根据收集与整理的资料，重点分析并论述了各时代各国（尤其是德国）的各种经济制度、经济组织与经济生活的特点以及它们的演变过程。

施穆勒指出，在国民的经济生活和道德生活之间，存在着一种必然的统一与联系。在整个经济生活的运行过程中，心理因素与伦理道德因素起到了非常关键的作用，占据着重要的地位。施穆勒认为，一切经济范畴，比如劳动、分工和交换等，都是心理与道德的范畴，心理与伦理道德制约着所有的经济现象。惟有与伦理道德相联系，经济问题才能够得以说明和解决。换句话说，经济生活的重要内容就是满足人们的物质欲望与伦理道德欲望。分工、生产、分配和交换等经济活动，既是技术范畴又是道德范畴。在施穆勒看来，人和人之间的道义关系比经济关系更为基本、更为重要，而国家正是这种道义关系相结合的具体体现。经济现象既体现了自然的技术关系又体现了伦理的心理关系，经济组织只是由此种经济现象与伦理关系所规定的生活秩序而已。

◇BOOK。◇欢◇迎访◇问◇

第23节：以史为镜，洞悉历史有助于把握未来古斯塔夫·冯·施穆勒（3）

根据这一点，施穆勒指出，解决经济问题只要通过伦理道德观念去教育劳动人民，并通过国家的恩赐措施便可实现。他由这种观念出发，从社会集团与地域范围的角度，对